"儿童的名字是今天"---"'十一五'背景下的少年儿童成长"论坛9月17日在南京举办。论坛由孙云晓主持。请看有关专家的观点。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共青团江苏省委于2006年9月16日至17日在南京市举办“中国青少年发展论坛(2006)”。本次论坛主题:“十一五”与青少年发展。

本次论坛是关注、服务和成就青少年的全国性论坛,是共青团和青少年实践与理论工作者,社会各界热心青少年事业的领导、企业家与专家学者的思想交流平台,成果传播平台与组织服务平台。

    本次论坛共设立四个分论坛,分别是创新型国家及新农村建设与青年发展、社会主义荣辱观与青年价值观的塑造、大学生就业创业与青年人力资源开发、“十一五”背景下的少年儿童成长。少年儿童论坛9月17日上午在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举办,主题为:儿童的名字是今天——“十一五”背景下的少年儿童成长。该论坛由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研究员和南京树人国际学校初二年级学生吴同共同主持。有200多名中小学生、50多位父母和30多名专家、学者、儿童工作者参加了这次别开生面的论坛。

 

 

附各位专家发言内容:

  教育荒废等于成长悲剧

  孙云晓

  在许多人看来,今天的中国人对儿童教育的重视程度似乎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我们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在全国做的系列调查研究,也屡屡证明这是一个事实。91.7%的中小学生父母希望孩子获得大专以上学历,其中54.9%的父母希望孩子读到博士学位。另外,83.6%的中学生父母要求孩子考试成绩要在前15名,其中,总是做第一名的3.4%;前3名的17.4%;前5名的17.5%;前10名的30.8%;前15名的15.2%。76.4%的小学生父母要求孩子考试成绩要在90分以上,其中,34.9%的要求95分以上,9.3%的要求门门都是满分。这样的期望和要求使得大多数父母非常重视和关心孩子的学习,经常辅导、检查功课,布置额外的作业。调查发现,65.0%的中小学生父母给孩子布置过学校以外的作业,其中,88.4%的小学生父母给孩子布置过额外的作业,50.9%的中学生父母给孩子布置过额外的作业。学校和家庭过于偏重知识教育的结果之一是,全国的中小学生学习超时睡眠不足,自1999年至今愈演愈烈。我们不能不回答一个尖锐的问题:这是有利于儿童身心协调健康发展的教育吗?这是在捍卫童年还是在摧残童年?
  事实上,以升学考试为中心的应试教育,已经制造了太多的童年恐慌。我曾与赵霞合写过论文《童年恐慌: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所谓童年恐慌是指儿童因为面对巨大的压力,不能够理解和承受,而产生的较为强烈和持久的焦虑心态。孩子能不能理解和承受是面对压力时是否产生恐慌的重要因素。2005年6月,宁夏银川市的13岁女孩秀秀,在小学毕业典礼当天自杀。她在留给父母的遗书中说:"我是个差生,我死了可以给你们省10万元钱。"毫无疑问,秀秀就是死于童年恐慌的一个典型案例。可怕的是,"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句话,已经成为摧残童年的宣言。幼儿教育小学化倾向越来越严重,游戏少了,作业多了,考试频繁,幼儿也出现了恐慌。
  第28届国际心理学大会于2004年8月在北京举行,该会被誉为"心理学界的奥林匹克盛会",来自85个国家的6000多名心理学专家学者出席大会。在当27日的《中国教育报》上,刘彦好写的《中国孩子缺什么》一文,介绍了学者专家们对中国孩子发展中的隐患的高度关注。
  美国心理学家琳达o卡姆拉斯发表了《中美儿童发展》的报告,她在研究中发现,3岁美国孩子的微笑要比中国孩子多变55o6%,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爱笑,意味着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更快乐。一些中国专家认为,造成中国孩子微笑少的原因,与父母对孩子生活大包大揽以及对孩子的高期望有关。卡姆拉斯指出,高期望和高标准的要求,往往给孩子造成巨大的压力,也容易使父母在面对孩子时产生不良情绪。中国父母在易发怒程度上要比美国父母高出26%,在严厉程度上则要高出52o2%。父母焦虑、急躁等不良情绪,同样会对孩子的心理造成消极的影响。另一位美国教授卡箩尔o亨青格的研究成果表明,与美国儿童相比,中国儿童发生内向孤僻、焦虑和社交问题的比例分别高出92%31o3%和138%。
  澳大利亚专家莫尼卡o屈斯克利博士,曾设计了一个儿童自制力的实验:孩子们面前有两盘巧克力,一盘多一盘少,只要能多忍耐15分钟,就可以吃到多的那盘,反之则只能得到少的那盘。这项延续了7年之久的跨文化实验结果是,在参加该实验的上百名3至4岁的中国儿童中,超过80%的儿童只忍耐了几分钟就按铃呼唤实验人员要求得到巧克力,而66%的澳大利亚孩子都得到了多的那盘。这意味着:中国孩子的自制力不容乐观。
  性格内向和自制力差与青少年沉迷于网络有很大关系。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系雷雳博士发现,自制力较差的孩子容易受到网络的消极影响,那些注重现时享乐的孩子极易出现网络成瘾的症状。而那些性格内向的孩子,由于在现实的交往中遭遇门槛,他们往往求助于在网络的虚拟世界中建立自己的交往系统,这使他们在现实中更加封闭和孤立。
  有趣的是,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心理学系教授琳达o杰克逊对130个平均年龄为13.5岁的美国孩子的跟踪调查表明,美国孩子不经常使用网上聊天工具。在她的调查中,许多孩子都表示,既然有父母和朋友,为什么还要同陌生人交谈?
  在上网的问题上,中国父母缺少与孩子的平等沟通,反而促成了孩子沉迷于网络,之后是父母粗暴的干涉,又激发了孩子的逆反心理。
  中国儿童教育的症结集中地体现在大包大揽和高期望值上,而这两点又都可以归为父母对孩子的过度关注和宠爱。对此,专家建议给孩子留出足够的自我空间,要以平等的方式与孩子交流,多给孩子一些微笑,多给孩子一些积极的暗示,逐步培养孩子的独立人格。
  从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教育在高速发展,但在应试教育的高压之下,许多地方的教育也出现了高度扭曲,这已经成为对青少年一代的最大伤害,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第一隐患。我在全国各地的调研中发现,相当多的中小学生父母经常对孩子说:"只要你把学习搞好了,别的什么都不用你管。"这句话非常值得警惕和令人深思,因为它反映出一个明知错误而为之的国民共识。从本质上来说,中国出现了"教育荒废"的严重现象,也就是说,学生的学习负担虽然越来越重,但真正的教育被荒废了,因为教育的核心不是传授知识而是培养健康人格。
  在中国,第一个谈到"教育荒废"的是柳斌先生。1997年3月,在第二期全国地、市教委主任研修班上,时任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的柳斌先生谈起对素质教育的思考。他介绍说,"教育荒废"是日本政府自1967年对战后20年教育进行反思之后,在80年代中期对当时学校教育所做的批判性概括和界定,是21世纪日本迈向教育改革的起点。日本当局所概括的"教育荒废"的外在表现是:儿童恶作剧、自杀、逃学、行为不良、校内暴力、家庭暴力;由于激烈的考试竞争,用人方面偏重学历,出现所谓问题教师,学校出现大量的体罚和变相体罚。"教育荒废"的内在表现是社会各界包括学生,对学校、教师以致整个教育界不信任。日本政府在分析"教育荒废"现象时,指出了两个原因:第一,赶超近代工业文明,将整个社会的注意力集中在物质的积累上,忽视了对精神的关注。第二,学校教育的副作用。僵化、封闭、激烈的升学竞争、极端的管理措施,加重了儿童心理上的压抑感,妨碍了健康人性的形成。由于升学至上的考试,使教育逐步地背离了教育目标,脱离了社会,忽视了教育对象,甚至忽视了儿童本身。应试教育的严重后果,由此可见一斑。
  柳斌先生的这番话,我在教育的实践与研究中品味了近10年之久。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这哪里是说日本?这分明就是在为中国的教育画像!也就是说,由于不能摆脱应试教育的束缚,中国的基础教育正在重蹈20年前日本教育的覆辙,并且越陷越深。其实,早在1999年6月13日,已经发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可时至今日教育及社会各界尚无彻底的觉醒,依旧没有根本改观。
  许多需要的东西我们可以等待/但"是儿童不能等/他的骨骼正在形成/血液正在生成/心智正在发育/对儿童我们不能说明天/他的名字是今天!" -- 这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智利诗人加里埃尔拉o米斯特拉尔 的一首诗。我愿把这首耐人寻味的小诗,送给每一个父母和教师,送给每一个关心孩子的人。教育的改革固然需要国家机器的转动,也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努力。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吧,从自己开始吧,从身边的孩子开始吧。给孩子一个微笑,给孩子一个拥抱,给孩子幸福的法宝。让折磨人的名次见鬼去吧,把"差生"的帽子通通丢掉,每个孩子都是成长中的巨人,只有糊涂虫才把他们小瞧。新时代的孩子能长出翅膀,放飞梦想才能敢问敢干敢创造,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是他们成功的宽广通道。珍爱生命快乐生活,你好我好世界好,良好的习惯和健康的人格比什么都重要。

  中国青少年发展论坛(2006)儿童分论坛专家观点之二

  父母对孩子的"过度保护"是在转嫁社会竞争压力

  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关颖

  把未成年人看作积极主动的权利主体,是现代社会保护未成年人权利的基点。只有在充分尊重未成年人权利主体地位的前提下,才能使对他们的保护有利于他们的发展,最终达到其独立于社会的目的。成年人对未成年人权利的漠视,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孩子的发展,也成为家庭教育失误最根本的原因。
  一些父母往往是被社会的期望和价值观所左右,按照成年人认定的理想的模式和目标来左右孩子的成长,孩子的现在只是为了他的将来,而对于未成年人自身个性的成熟和社会化过程中的各种需要则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反映在教育内容上,父母们不顾忌孩子的感受、需求、能力和他们的长远利益,习惯于把成年人的思想观念强行灌输给孩子,按照成年人的意志为孩子安排生活方式和内容,确定生活目标和行为选择;在教育方式上,热衷于对孩子单向度的、教条的说教,不屑于征求孩子的意见、取得孩子的认同;在对孩子的评价标准上,以成人为中心的"听话"的孩子是好孩子,循规蹈矩被奉为楷模……在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当孩子们以其童心和对新事物的敏感接受新思想、模仿新事物的时候,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常常被父母们视为"不轨"而横加限制;当孩子们的身心特点发生变化的时候,父母们却无视这种变化或察觉不到这种变化,依然按照主观印象去认识现实中的孩子。在家庭教育中,与其说是当今的孩子与父母对立、不好管,倒不如说是父母把自己放在了与孩子对立的位置上,"管"孩子的方式并不适合孩子的特点。当孩子对父母的言行表示不满或反抗的时候,父母们又会以自己的长者权威甚至施以暴力对付孩子。尽管许多父母的出发点确确实实是"为了孩子好",但是缺乏对未成年人本质的了解和对他们独立人格的尊重,不可能达到理想的目的。直接的后果是为未成年人按照自身成长规律的发展制造了障碍,也使他们失去了童年本应有的欢乐和可贵的开拓精神。
  在我国许多对家庭教育问题进行分析的论述中,都谈及父母对孩子的"过度保护",所抨击的是父母们付出过多、替代过多,养成了孩子的依赖性等等。事实上,如果站在保护未成年人权利的立场上分析,这种表面上的"过度保护"所掩盖的是父母们对孩子权利的剥夺。在一些父母的潜意识中,亲子是一体的。一方面有着强烈的"替代成就感",把自己和家庭的未来寄希望于孩子的同时,也把社会竞争的压力转嫁给了孩子;另一方面,自觉自愿地包揽了本应孩子自己做而父母可能为孩子做的一切,把自己的付出作为孩子成长的一部分而不是为孩子自身的成长创造条件,使得孩子在生活实践中充分发展其全部体能、智能和社会性参与的权利受到限制。父母对孩子权利剥夺的结果是,扼杀了未成年人作为权利主体的自我意识和独立意识,他们由在家庭中缺乏独立的机会开始,逐渐发展为缺少独立成长的内在动力和勇气,弱化了在现实社会生存与发展的能力。甚至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自立于社会的人--这是家庭教育的最大失败。
  为了保证对未成年人的家庭保护,在法律规定父母必须承担的义务的同时,有必要规范对父母作为监护人履行职责的教育,并纳入全民终身教育体系。在制度上明确承担父母教育的主管机构、不同教育内容的执行机构和人员,规定父母必须接受教育的时限和内容,以及评价体系、监督措施等等,从根本上起到帮助和促进父母正确履行其对未成年人家庭保护职责的作用。此外,父母不仅要尊重孩子的权利,也要把唤醒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挖掘他们发展的潜能作为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在这方面,帮助父母转变观念、提高他们保护未成年人权利的能力,应当成为家庭教育指导的另一个着力点。

  中国青少年发展论坛(2006)儿童分论坛专家观点之三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法律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陈晨

  背景:2005年6月-2006年6月,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与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联合进行了"工读教育研究"课题,对全国的工读学校进行了普查,就工读教育的发展现状,我国工读教育的发展目标,以及探索构建我国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工作框架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本篇论文正是基于此次调查,节选了部分调查和研究成果。
  1.工读教育现状不容乐观,工读学校数量逐年萎缩。
  我国工读教育创立于20世纪50年代,是适应当时青少年教育需要,提供问题少年教育转化的及其有效的教育形式。办学高峰时,全国工读学校的数量达到150所,近10年来工读学校发展趋于萎缩,其数量以每年2%-3%的速度急剧减少,至今仅存67所。据中国教育学会工读教育分会披露,就仅存的这几十所学校中,发展好的仅有1/3,处于一般状态的1/3,还有1/3处于要关门的境地。然而近10年来我国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状况却不容乐观,未成年罪犯的数量逐年攀升,占全部刑事罪犯人数的比重越来越大,呈现出暴力化、团伙化、低龄化的趋势。
  2.工读学生不适应普通学校教育,存在行为和思维偏差问题
  工读在校生中,男生占84.6%,女生占15.4%。从学生性别来看,各工读学校均有男生,男女生都有的学校只占56.7%。工读在校生在以前的学校学习成绩普遍偏低,自认为学习成绩在班里属于"上等"和"中上等"的只有3.5%和10.1%,"中等"和"中下等"的有21.1%和33.8%,而"根本跟不上"的高达31.6%,普通学校学生中的这个比例也有3.5%。
  在我国不同地区,工读学校学生的入学条件不尽相同。在本次调查学校对在校生入校前情况的有效回答(7204名学生)中,属于有严重不良行为和一般不良行为的学生达到80%以上。具体来看,不同情况学生所占的比重是:"有犯罪行为"的占6.4%,"有严重不良行为"的占30%,"有一般不良行为的"占52.3%,"没有不良行为,只是学习成绩差或有残障"的占10.1%,属于"普通正常学生"占1.2%。
  工读学生以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更为明显,比如对"为了赢得尊敬,有时必须动手打人"表示"同意"和"非常同意"的普通学生只有10.2%,而工读学生达34.4%;工读生人生价值观水平低于普通学生,就现在的生活目的而言,工读学生的盲目性如"不知道"、"没有目的"均高于普校学生;在是非观念方面,工读学生呈现亚文化的特征,工读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法制观念、是非观念淡漠。比如对喝酒吸烟、打架斗殴等不良行为认为是"非常错"和"错了"的普校学生比例分别是90.2%和91.1%,而工读学生的比例只有50.2%和61.9%。
  3.家庭、学校、社会等因素对工读学生的自我恢复和身心矫正有重要影响
  进入工读学校的学生,绝大部分是有行为问题的孩子。他们的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和家庭教育等方面存在诸多的问题,给他们的成长带来诸多不利影响。
  从总体上看,工读学生中"父母健全,关系和睦"的低于普校学生近20个百分点,父母离异的在五分之一以上,高出普校学生2倍多;与此相联系,生活在单亲家庭、重组家庭、隔代家庭等特殊家庭,不能接受亲生父母完整的家庭教育的工读学生,则明显多于普校学生。"父母教育方法有问题"和"父母忙于工作,没有时间管孩子",将近70%。
  应试教育环境下催化了"问题学生"的产生,教师不堪重负、"问题学生"被舍弃, 问题学生确实给普校教学带来问题,很多是普校难以管理的。就普通学校而言,品德行为偏常和有违法和轻微犯罪行为的学生,人数虽少,但能量很大,破坏性强。另外,在普校期间,他们与老师的关系也比较紧张。受到的负面评价和劣性刺激过多,很难有成就感。
  社区保护不到位无法应对问题少年。我国目前社区环境管理方面还存在漏洞,不健康的娱乐场所还有很多,对未成年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不良影响,甚至成为滋生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温床"。

  4.优质的工读教育的资源可以弥补家庭、普校和社会对教育矫正问题少年方面的缺陷
  整合资源--弥补家庭教育缺陷。家庭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第一道水龙头,必须拧紧。假使由于父母教养不当,未拧紧的第一道水龙头出现"漏水","堵漏补救"的责任就义不容辞地落在学校身上。几十年工读教育的实践表明,工读学校为父母提供咨询和辅导,整合教育和公安等社会各方面资源,对学生实行集中住宿、统一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家庭环境和家庭教育不良对孩子的不利影响,弥补了家庭对孩子监护的缺陷,帮助父母解决了家庭教育中的难题。
  因材施教--弥补普通教育的缺陷。对于那些由于心理行为障碍与学习困难交互作用下,不适应和不适宜在普通学校就读的学生来说,工读教育能够使他们同普通学生一样同等享受受教育的权利,使每个学生都能获得其所需要的教育。在文化教育方面,降低难度;在心理行为引导方面,针对性更强。
  封闭管理--提供特殊教育环境。减少了未成年人在社会上制造事端的机会,阻断了未成年人的不良社会交往。
  发挥"辐射"功能,向社会提供专业化服务。本次调查结果显示,59.4%的学校有工读预备生,有其他形式校外教育的学校有48.4%;进行毕业生跟踪帮教的学校有67.2%;另有48.4%的学校培训过普校学生,此外还有一些学校培训过普校德育教师、班主任和法制副校长等。近年来,工读学校提出并构建了"青少年教育保护中心"和"青少年违法犯罪预防中心",进一步拓展了工读学校教育对象和服务功能,在普通学校帮助和矫正"问题学生"和综合治理未成年人犯罪的系统工程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5.工读学校的教育效果
  工读学校的发展历史表明,它对教育挽救失足未成年人,帮助那些有心理行为障碍的学生使他们顺利实现社会化方面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50年多来,工读学校毕业生11万余人,目前在校生9千余人,校外辅导生约两万人。这些学生入学前大部分都是问题少年,工读教育使他们发生了积极的变化,成为他们人生的转折点。

  中国青少年发展论坛(2006)儿童分论坛专家观点之四

  关注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的社会适应
  促进城乡儿童和谐相处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儿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孙宏艳


  一.研究目的
  1.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国内人口出现了大规模的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现象。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流动人口的规模越来越大,家庭式流动的比例越来越高,众多的农村儿童随着他们的父母涌入到城市里来。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2000年11月,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已超过1亿人,其中流动儿童的数量达到1400万人,占流动人口数量的13.78%。2003年11月,中国流动儿童状况抽样调查结果公布,我国超过1亿的流动人口中,18周岁以下青少年已达到1982万人,占流动人口的19.37%。首先,这是一个很大的群体,不是一个小数目,他们的存在既影响我们的生活,又改变我们的生活,因此急需我们关注。

  2.《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是"十一五" 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城市少年儿童能否与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和谐相处的问题是建设和谐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与挑战。如果进城务工农民成为城市社会的"边缘人",遭受到较多的歧视和不公正待遇,如果这种不平等和歧视在他们的子女身上延续下去,可能会导致又一代"边缘人"的产生,并可能形成恶性循环,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相反,如果城市少年儿童与进城务工农民子女能够和谐相处,则必将有助于双方互相了解、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激励,从而对双方的成长发展、对社会的稳定和谐、乃至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带来极大的积极影响。其次,我们有必要研究城市少年儿童与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和谐相处的问题,以促进他们的相互尊重和平等相处,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
  鉴于上述原因,我们进行了"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社会适应及与城市儿童和谐相处"的课题研究。我们的目的在于深刻揭示城务工农民子女存在的困境以及所需的帮助,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二.主要研究结论
  总体结论:
  从整体上看,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和城市儿童在学校适应上差别较小,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比城市儿童分数稍低。在生活适应和心理适应上,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和城市儿童差别很大,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的分数明显低于城市儿童。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在生活适应和心理适应上需要积极的引导,从而顺利地度过从乡村到城市的适应。

  在研究中我们主要研究了下面五类学校的孩子:民办打工子弟学校、不合法打工子弟学校、公办打工子弟学校,公立混合学校和普通公立学校。我们的调研主要在北京地区实施,其中有效问卷中,进城务工农民子女1650人,城市儿童750人。因此,我们又对各个具体的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希望了解到更具体的情况。一是从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和北京儿童的角度作一比较,一是从不同学校类型的角度进行比较,从而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当前农民工子女的适应现状。下面我主要从学校适应、社会适应、心理适应三个方面分别介绍一下我们的主要研究结论:

  (一)学校适应:
  1.在校行为表现:进程务工人员子女要比北京学生差,他们很少寻求老师和同学的帮助,很少参加兴趣小组或科研活动,这对他们的学业成绩必然产生消极影响。学校之间对比,非法打工校、民办校要比公立混合校、普通校差。
  在"主动向老师提问或主动向同学请教和讨论问题"和"参加学校的各种兴趣小组或科研活动"上,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学生的得分都比北京学生要低。学校之间比较,得分从低到高依次为不合法打工子弟学校、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公立打工子弟学校、公立混合学校、普通公立学校。方差分析表明差异显著,相对于其他类型学校,不合法打工子弟学校、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更多选择不主动向老师提问或者向同学寻求帮助,他们参与兴趣小组或科研活动频率更少。
  2.在校行为问题:很多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和北京儿童相比缺乏社交技能,不懂得如何与别人相处,在处理问题时大多采取消极方法。学校之间比较,非法打工子弟校、民办打工子弟校又比公立混合校、普通校差。
  在"回避与他人交往"、"和同学打架或争吵"问题上,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学生的得分都高于北京学生,这说明他们缺乏社交技能,不懂得如何和别人交往,也就不知道如何得到别人的帮助,在处理问题时更容易采取消极手段。学校之间比较,不合法打工子弟学校、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得分明显高于其他三种类型学校。方差分析表明差异显著。事后检验也发现,不合法打工子弟学校、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在这两个问题上同公立打工子弟学校、公立混合学校、普通公立学校存在显著差异。
  3.在校学习适应方面: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求知欲比北京学生强烈,但对授课内容等出现很多不适应。学校比较,非法校、民办校在学习适应方面问题更大,其他三类校差别不大。
  城乡对比:在"我喜欢学习"上,学生得分高于北京学生,说明他们的求知欲望更强烈,而在"老师讲课的内容我常听不懂"、"如果条件允许,我想转学"、"我不适应学校的课程内容"上他们的得分也明显高于北京学生,表明他们存在学习方面的问题,他们对于授课内容表现出更多的不适应,存在困难,进而导致他们出现转学的念头。
  学校对比,在"我喜欢学习"上,不合法打工子弟学校、民办打工子弟学校与其他三种类型学校没有明显差别,具有相似的学习动机;公立混合学校与公立打工子弟学校、普通公立学校差异显著,公立混合学校学生的得分要明显低于公立打工子弟学校、普通公立学校;在"老师讲课的内容我常听不懂"、"我不适应学校的课程内容"上,不合法打工子弟学校、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学生的得分明显高于公立混合学校、公立打工子弟学校、普通公立学校,存在对学习内容的不适应,普通公立学校学生的得分显著低于其他四种类型学校学生的分数,他们更能适应学校的课程教学;在"如果条件允许,我想转学"上,不合法打工子弟学校、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学生的得分明显高于公立混合学校、公立打工子弟学校、普通公立学校,则更说明他们对于学校课程内容的不适应,才提出转学的想法。而公立混合学校、公立打工子弟学校、普通公立学校之间则差异不明显。
  4.师生关系: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师生关系缺乏互动性差,他们认为老师更不了解他们。学校相比,不合法打工子弟学校、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师生关系质量较差,师生之间缺乏必要的了解,对学生其他方面比如学业、学校适应也产生了不良影响。
  城乡比较,在"老师不太了解我"问题上,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的得分高于北京学生,这说明了师生关系缺乏互动性,这也说明了我们发现的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不主动寻求教师的帮助的原因。而对"总的来说,我很满意自己和老师的关系"的回答上,北京学生的得分高于进城务工农民子女,这同样说明:对于进城务工农民子女而言,师生关系的质量有待改善。
  学校相比,对于"老师不太了解我"的问题,不同类型学校学生的回答存在显著差异,事后检验表明,不合法打工子弟学校、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公立混合学校学生的得分明显高于公立打工子弟学校、普通公立学校,而公立打工子弟学校、普通公立学校之间差异不明显。
  5.同伴关系:和北京孩子相比,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同伴接纳困难,交往技巧有待提高。学校比较,民办打工子弟校的同伴交往是最差的,其次是非法校,普通公立学校同伴接纳、交往技巧方面最好。
  城乡比较,在"我有很多朋友"、"我喜欢与人交往"的回答上,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的得分明显低于北京学生,说明他们在同伴接纳上存在困难,同时在同他人交往的倾向上有待提高。在"我觉得在班上很孤立"、"我觉得结交新朋友是一件困难的事"的回答上,北京学生的得分明显低于进城务工农民子女,这更说明了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的社交技能有待提高,随着社交技能的提高,才能改变他们孤独的体验,进而建立自己的朋友网络,提高他们交往的意向。
  学校比较,不同类型学校学生对这四个问题的回答上存在显著差异,在"我有很多朋友"上,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学生得分最低,公立混合学校、公立打工子弟学校、普通公立学校、不合法打工子弟学校学生得分没有差异。对"我喜欢与人交往"的回答,表现为民办打工子弟学校、不合法打工子弟学校学生得分较低,普通公立学校学生的得分最高。这说明了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学生的同伴接纳有待完善,同伴交往的倾向有待提高。在"我觉得在班上很孤立"的回答上,民办打工子弟学校、不合法打工子弟学校学生得分明显高于其他类型校,普通公立学校学生的得分最低。说明民办打工子弟学校、不合法打工子弟学校学生更容易体验到孤独,在"我觉得结交新朋友是一件困难的事"的回答上,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学生得分最高,明显高于其他四种类型学校学生的得分,普通公立学校学生得分最低。这说明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学生的社交技能亟待提高,普通公立学校学生的社交技能相对较好。

  (二)社会生活适应:

  1.在生活满意度方面,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不满意现在的生活,学校类型相比,不合法打工子弟学校、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学生对现在生活不满意。
  城乡相比,在生活满意上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与北京学生有显著差异。在"我觉得现在的生活很好"、"如果条件允许,我愿意一直生活在北京"的回答上,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分数明显低于北京学生,这说明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度持否定态度。
  学校相比,对"我觉得现在的生活很好"的回答上,不合法打工子弟学校学生得分最低,其次是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公立混合学校、公立打工子弟学校、普通公立学校学生,普通公立学校学生得分最。说明不合法打工子弟学校、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学生对现在的生活并不满意;在"如果条件允许,我愿意一直生活在北京"的回答上,不合法打工子弟学校、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学生的分数较低。
  2.亲子关系: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与父母沟通较差,获得父母关心较少;学校类型比较,不合法打工子弟学校、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学生亲子沟通、监管状况不容乐观。
  城乡比较:在"我跟父母能够很好的交谈"、"父母经常辅导我做功课或检查作业"、"节假日或过生日,父母经常带我出去玩"等问题的回答上,北京学生的分数明显高于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由此可以看出,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在与父母沟通上存在问题,相对于北京学生而言,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的父母对子女的关心照顾比较少。学校比较,对于上述三个问题,不合法打工子弟学校、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学生的得分较低,明显低于其他类型学校学生的分数,普通公立学校学生的得分最高。这些结果都说明了不合法打工子弟学校、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学生亲子沟通、监管状况不容乐观。
  3.社会参与: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在社会参与方面比较被动,他们较少关心周围的居住环境以及国内外发生的事件。
  城乡比较,在社会参与方面,我们用"我很关心我居住小区的环境变化"、"我对国内外发生的重大新闻事件非常关注"两道题作为考察目标,结果发现,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明显比北京学生差,他们对居住环境的关注以及国内外事件的关注比北京学生要少很多。学校比较,不合法打工子弟学校、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学生的得分明显低于其他类型学校学生的分数,普通公立学校得分较高。
  4.闲暇时间农民工子女很少有时间外出游玩,较少逛公园或者游乐场。更多的休闲时间用来做家务或者帮父母干活。
  城乡比较,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在"逛公园、游乐场"的得分明显低于北京学生,而在"做家务或帮父母干活"上的得分明显高于北京学生。
  学校比较,在逛公园、游乐场方面,不合法打工子弟学校学生的得分最低,其次是民办打工子弟校。在"做家务或帮父母干活"上,不合法打工子弟学校、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学生的得分明显高于其他三种类型学校

  (三)心理适应:

  1.社会身份认同:很多农民工子女成为"双重边缘人",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存在矛盾。
  城乡比较,对于"我觉得自己既不是北京人,也不是老家那里的人",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的分数明显高于北京学生,说明作为"双重边缘人"第二代,他们对自己身份认同存在矛盾。
  学校比较,普通公立学校学生的分数显著低于其他四种类型学校,另外四类学校得分没有太大差别。说明了农民工子女对于自己身份的矛盾和困惑。
  2.社会接纳感: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感觉被排斥,感受比较消极,学校比较,非法校、民办校学生的社会接纳感最差。
  城乡比较,在"我觉得北京人歧视外来打工人员"上,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的得分明显高于北京学生,但在"我觉得外来打工人员是北京发展的负担"上,北京学生的得分又显著高于进城务工农民子女,说明在社会接纳上,外来打工人员处于被排斥状态,这必定影响外来打工人员子女的社会适应。学校比较,在上述问题上,不合法打工子弟学校、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学生得分较低,这表明不合法打工子弟学校、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学生对社会接纳上体会到一种消极的感受。
  3.主观幸福感: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主观幸福感比较低,常常情绪低落。学校比较,不合法打工子弟学校学生幸福感最差,其次是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学生的分数,明显高于其他三种类型学校学生的分数。
  城乡比较,在对"我感到情绪低落"的回答上,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的得分明显高于北京学生,说明他们的主观幸福感较低。
  学校比较,不合法打工子弟学校学生幸福感最差,情绪最低落,其次是民办校,普通公立学校学生主观幸福感最强。
  4.自尊: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缺乏自信,经常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学校比较,民办校、非法校学生经常对自己持否定态度,这会对他们的自身发展产生消极影响。
  城乡比较,在"我时常认为自己一无是处"上,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的分数显著高于北京学生,这说明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不自信,对于自己持一种否定态度,这对他们的发展会产生消极影响。
  学校比较,普通公立学校的学生自尊感较强,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学生得分最高,说明他们最缺乏自信,其次是非法校。

  三. 主要建议

  从上面的研究分析来看,为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提供一张课桌是远远不够的。前段时间,在武汉的一所学校出现过这样的状况:这所学校里招收了一些农民工子女,学校里本来认为这下子城乡的孩子们可以和谐相处、取长补短了,可是很快出现了新的情况,一些城市孩子纷纷转学了!他们的父母到学校给孩子转学,主要理由就是这所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太多了。
  后来在对北京的一些学校了解情况之后,我们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比如,有的学校是混合校,既可以招收城市儿童,也可以招收农民工子女,但渐渐地学生的生源就发生了变化,即如果这所学校的农民工子女越来越多了,城市儿童就越来越少了。还有的学校出现过另外的情况,就是城市孩子要自己一个班,这个班里都是城市儿童,农村儿童也要求他们自己一个班,这个班里都是农村儿童。于是,在有的学校里出现了分班的情况,而且下课以后在走廊里农村儿童走一边,城市儿童走另外一边。
  记得一位记者朋友也曾经跟我说过:我特别不愿意我的孩子上那种混合的学校,我怕他们带坏了我的孩子,那些农村孩子的生活习惯很不好。然而,当我们对农民工子女进行采访时,当我们问他们愿不愿意和城里孩子交朋友时,有的孩子怯生生地说,我很想和城市孩子交朋友,可他们老是瞧不起人。也有的农民工子女却说:我不愿意和他们交朋友,他们老是欺负人。还有的农民工子女说他们很想转回原来的学校去,不喜欢城市里的学校。可以说,现在形成了两大阵营,两个群体,不仅城里人不愿意和农村人交朋友,农村孩子也不愿意和城里孩子交朋友。我们的研究结论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因此,要从下面几个方面入手来改善进程务工农民子女的社会适应,促进城乡儿童和谐相处。
  1.激发农民工子女的自信心
  在这里要特别介绍一下北京市巨山小学。北京市海淀区巨山小学地处城乡结合部,学校周边生活着大量的进京务工农民和他们的子女。因此,他们现在是一所公办的打工子弟学校,学校910名学生中,90%的学生农民工子女,他们分别来自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这些孩子随着父母进入城市后,他们渴求知识,希望接受平等正规的教育,做事有一定的责任感,但也存在行为习惯差、胆小、自卑、交往合作能力弱等问题。为了改变孩子们的状态,学校里提出了 "我负责,我能行,我快乐"的校训,并进行了以这个为主题的良好习惯培养。我们到学校里去参观,发现那些孩子根本不像农村孩子那样胆小、怕见人、懦弱等,相反,他们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都很自豪地说自己是哪里来的,老家在哪里,父母是做什么的。他们没有自卑感。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每个孩子都有一手甚至几手"绝活",有的孩子会写很漂亮的篆体字,有的孩子会转手帕,有的孩子会篆刻,有的孩子会制作手工艺品,而且做得很漂亮,还有些孩子能背很多古诗……不仅如此,老师们还注意挖掘学生中、生活中的故事、典型,并时时激励孩子们。各中队在每周的升国旗仪式上利用"系列实事报道"这一环节,报道各班的典型,让每周在各项活动中表现出色的学生介绍自己,展示自己,以此激励孩子们的自信心。
  2.增进城乡儿童相互了解,促进农村儿童的城市融入
  要促进流动儿童融入主流文化,重要的是要加强双方的了解。因此,让孩子们一起学习,一起生活,一起游戏是很重要的途径。缺乏朋友,感到孤独是很多农民工子女的强烈感受。即使是一些学习成绩较好的农民工子女,也存在着强烈的孤独感。一个农村女孩说:有一次,一位城市同学向她求助,她立即帮助了他。对此,她感到特别高兴,觉得终于可以和同学们打成一片了。可是不久后,当她向这位同学求援时,这位同学却没有帮助他。因为他是农民工子女。据北京晨报的一次抽样调查发现,在120名农民工子女中,只有不到一半的农民工子女有过和北京城里孩子或是家庭条件优越的孩子接触的经历。说起农村儿童,城市孩子大多认为他们脏乱差。例如,有的孩子说:"我们班上学期来了个乡下孩子,穿得很脏,脸上整天黑黑的,就像没洗干净一样。他不爱说话,没什么朋友,学习成绩也很差,经常不及格,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听课的。""穿得破破烂烂,身上脏兮兮的,又不爱说话,动不动就一个人偷偷地哭,不跟我们城里孩子一起玩"由于缺乏了解,使得双方的交往更加困难,农村儿童融入城市也更有难度。
  3.提高进程务工农民子女的社交技能
  研究中发现,很多农村儿童觉得和城市孩子较为是很困难的事情,他们不敢交往,不会交往。在这方面我有亲身体验,小马的故事。
  4.改善学习环境
  成立更多的公办打工子弟校,或者让孩子们进入公立混合学校就读,促进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的城市融入,促进城乡儿童的交往,使他们能够增加自我认同及社会认同。在这次来开会之前,北京市取消了39所打工子弟学校,把将近15000名农民工子女安排到公立学校,这是个非常好的消息,也是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福音,我相信这也是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城市为此所做出的努力。但是他们是否领情呢?在新的学校里他们是否能够更好地融入呢?还需要我们继续研究,继续努力。

  中国青少年发展论坛(2006)儿童分论坛专家观点之五

  中学生的9个重要习惯

  南京师大附中校长 王占宝

  教育追求:
  给你一部历史,让你去翻阅;给你一种文化,让你去感受;给你一些时间,让你学会安排;给你一个舞台,让你去表演;给你一些机会,让你学会创造;给你一个期待,让你自我成长。
  毕业20年时回附中,让母校欣赏你们的发展;毕业40年时回附中,让母校欣赏你们的贡献;毕业60年时回附中,让母校欣赏你们的健康。
  学生成长之问:
  1.你最想做的事是什么?
  2.你为什么要去做呢?
  3.你现在正在做什么?
  4.你为什么这样做呢?
  重要习惯的养成:
  1.规划和计划的习惯:周日下午或晚上。
  2.要事优先的习惯。
  3.预习的习惯。
  4.按时完成任务的习惯。
  5.第一次就把事情做好的习惯。
  6.自我反思与欣赏的习惯(成长日记)。
  7.尊重他人的习惯:欣赏他人的优点,包容他人的特点、宽容他人的缺点。
  8.明确责任和任务的习惯。
  9.追求超越的习惯。

  中国青少年发展论坛(2006)儿童分论坛专家观点之六


  青少年发展与政府政策及行为思考
  --兼论非政府组织介入青少年权益保障之契合性

  高中建 张 琳
  (河南师范大学青少年问题研究中心)

  一、青少年发展中的权益保障问题
  青少年的发展与其权益保障息息相关,没有权益的有效保障和实际享有就没有青少年的发展。无论从哪个视角对权益的内涵进行注解,一个不容置疑的观点是:权益是一种法定的利益,是人的权利属性基础上的利益表达和实际诉求。以此理解为进路,青少年权益是指青少年应该享有的法定权利和利益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保障这些权利和利益实现的各种举措,体现的是青少年作为一个时空存在的群体所具有的合法利益需求。众所周知,青少年不仅是一个生理发展概念,也是一个心理发展概念,更是一个社会性发展概念。因此,当国家行为体的财富累积到一定程度时,社会分配领域的公平正义理念也要求赋予处于独立地位的青少年群体一定的权益分摊,于是青少年发展中的权益保障问题适时显现。
  通常来讲,一方具有权益诉求的权利,相对一方就应该具有承担保障权益实现的义务。当下的中国社会由于政治地位、经济实力、思想观念、知识水平、年龄特征等方面的悬殊差异,势必会造成青少年群体的权益诉求得不到满足。尤其是由于青少年群体常常被游离于社会公共政策的关照之外,加之这一群体自身占有的资源和权力太少而处于弱势地位,他们也最容易成为各种问题与矛盾锁定的目标和纠缠的对象,从而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如家庭生活、学校教育、社会参与、娱乐消费等方面的社会排斥,致使其诸多独特的权益需求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因此他们的生存权益、安全权益、爱的权益、获得尊重的权益以及自我实现的权益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疏忽和侵害。而权益的疏忽和侵害则势必会影响青少年的发展甚至引发一系列的问题。如果说权益侵害是青少年系列问题最直接的激活因素以至于阻碍了青少年的发展的话,那么青少年权益保障问题的诉求则需要政府和社会做出积极的应答。
  二、青少年发展之政府政策与行为检视
  为解决青少年存在的系列问题,因应国际社会对青少年群体重要性认识的先进理念,我国政府也根据各个时期的发展目标先后制定了涵盖不同内容的青少年政策,使得中国的青少年在一些较为主要的需求领域,其权益达到了一定水平的社会保护和满足,基本保证了青少年在贡献社会的同时,也获得了自身的发展。但是,目前我国青少年权益保障令人堪忧的现状表明,政府政策在彰显其优势功能的同时,些许的缺憾也深藏其中:
  第一,青少年政策的规划与制定缺乏科学的认知前提和理性的思维进路。青
  少年政策的制颁应以全面和深入地把握青少年群体自身需要的状况为其认知前提;以青少年权益的保护以及青少年问题的治理为新的思维进路,从而提高其针对性和时效性。
  第二,现有的青少年政策缺乏统一性和权威性。截至目前,我国既无一个以"青少年政策"为名的政策门类,也缺乏一个明确统一的青少年专门法体系,相关的规定只是散见于其它各种政策文件中,并没有采取独立而专门的存在方式。这势必会导致政府政策的权威性和约束力不够,影响政策目标的实现。
  第三,青少年政策体系不完善,结构不合理,内容不全面。比如在青少年的社会保障、青少年的社会参与、青少年个性化的专业辅导服务等方面,尚欠相应的政策介入和支持,缺乏青少年发展的普适性政策。
  第四,青少年政策的推行机制和管理体制存在较大缺陷。主要表现为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部门分割以及相互的不协调,缺乏整体的联动效应,缺乏评估反馈机制,缺乏专司青少年政策管理的体制架构,这既妨碍了政策实现的目标,也不利于政策的理性发展。
  针对目前青少年群体权益保障不力的窘态,除了政策方面的疏漏之外,我们在探察政府对青少年具体事务的管理以及具体服务的提供方面,也发现有明显的瑕疵:
  首先,政府管理青少年事务的组织机构设置单一,官僚化明显,无法唤起青少年群体的认同感。伴随着青少年日益多元化的物质与精神需求,静态的、沿袭陈旧管理模式的共青团组织的设置架构已突现出明显的不适应性,致使其工作的开展缺乏受益对象的认同,达不到应有的效果。
  其次,政府提供青少年权益保障的服务项目单一,专业化水准不高。青少年权益保障服务的供给不仅需要多元化的项目以及从业人员的良好愿望和素质,还必须强调特定的服务理念和专业化的方式方法的运用。目前,政府在此方面存在不足,不利于挖掘青少年自身的潜能、调动他们的自我能动性。
  最后,政府的发展性服务职能欠佳,导致青少年社会化程度偏低。由于政府整合资源的能力较差,无法通过咨询帮扶、教育培训等诸多方法对青少年人生各阶段的发展要求进行指导和帮助,不能充分满足青少年社会化的现实需求。
  通过以上解析,我们揭示了青少年权益保障领域中现有的政府政策与行为之疏漏与弊端,这就需要另辟蹊径,寻找新的对接主体。笔者认为,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恰是一条有效的解决路径。
  三、非政府组织介入青少年权益保障之契合性
  非政府组织既不是国家机构,也不是私营组织,它作为社会的第三部门可以填补政府机构与个人需求之间的空白,特别是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服务与社会保障,能够有效地促进社会的统一整合和公民的政治参与,可以"成为合作、关心、精神生活和智慧创造的蓄水池"[7]。而在当代背景下中国的非政府组织是否能够迎合目前政府急需适度放权的青少年权益保障问题呢?我们认为,非政府组织介入青少年权益保障具有契合性:
  1.非政府组织参与青少年权益保障具备理论之契合性
  有关非政府组织的理论很多,它们与青少年权益保障之理论内涵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细究其中的主要观点便可发现两者之间的契合点所在。
  公民社会理论认为:青少年群体的弱势地位使得他们无法在政府的政策制定过程中产生影响力,而非政府组织既为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必要的准备和训练、必需的机会和手段,还可以借助于民众代表的身份,利用组织和信息优势影响政府的公共政策, 保障青少年群体拥有公平的政策席位和独立的权益分摊。
  政府失灵理论[8]认为:在政府和市场无法合理有效地向消费者提供特殊需求或过度需求的公共物品时,非政府组织起到了拾遗补缺的作用。受目前我国财政资源的制约,关乎青少年个体发展方面的不同需求可以借助于非政府组织的力量来予以满足。
  第三方管理理论 [9]认为:政府与第三方(即非政府组织)分享在公共基金支出和公共权威运用上的处理权,政府更多的是充任管理者的角色,而把相当程度的处理权限留给非政府组织,这将会对青少年教育、就业、娱乐等方面的发展权益起到更好的保护作用。
  新社会运动理论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迁,人们许多新的共同要求无法在现有的制度安排内得到解决,因而非政府组织提供了一条特殊的沟通渠道和解决途径,或是向政府施加压力以创构新的制度,或是以创造性的办法解决最急迫的问题,比如实现再就业问题。
  治理转变理论认为:在实践中,各国政府普遍认识到某些公共物品的供应职能由非政府组织承担具有更高的效率和更好的效果。因此对特殊青少年群体(智障青少年、罪犯青少年等)的服务,必须通过购买拥有专业强势资源的非政府组织的服务来达到社会资本运作的合理化。
  2 .非政府组织自身的特质与青少年权益保障的发展需求相契合
  结合非政府组织介入青少年权益保障领域的服务事宜,笔者发现,非政府组织自身的特质与青少年权益保障服务的发展需求有某些相通之处。
  首先,非政府组织对青少年群体的服务是由有经验的、专业性的社会工作者来担承,而非政府官员来具体运作的,因此将有助于消除受益对象对公共援助可能带来的潜在政治恐惧感以及由于社会排斥而形成的剥夺感。此外,对青少年的教育也应该是一种特殊的教育,需要受过专业知识和技能训练的工作者来完成。这是一条成功的国际经验。
  其次,非政府组织对青少年福利的供给直接面对服务对象,更加专业化、人性化,对受益人的需求反应灵敏,服务质量和水平优于政府机构。一般来说,目前政府的供给在一般性服务上表现过剩,而在特殊性服务上表现不足,其服务供给的个性化特征欠缺,而这些个性化的特殊需求却可以通过非政府组织提供的专业化服务得到充分的满足。
  第三,非政府组织本身具有"非分配约束"的特性使得其在提供青少年福利服务及商品时,由于他们所获得的利润不能参与分配而只能作为组织进一步发展的基金,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组织成员在提供服务时牟取私利的动机,从而最大化地维护了受益对象的利益,有助于青少年的接纳和认同。
  第四,非政府组织项目化的运作机制和模式,使得处于各种生存背景下的青少年群体都有可能接受到为满足自身发展而供给的服务项目,比如,对贫困青少年可提供生活救济等救助性服务项目;对一般青少年可提供健康教育等发展性服务项目。
  四、非政府组织在青少年权益保障领域中的角色定位
  如何使得非政府组织的介入达至利益的最大化而且没有政治风险,这必然会涉及到非政府组织在青少年权益保障领域中的角色定位问题。
  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在福利供给关系上的四种基本模式:政府支配模式、第三部门支配模式、双重模式以及合作模式 [10]。其中合作的伙伴关系模式在福利国家中最为普遍。合作模式强调,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共同开展公共服务,但它们不是分离的工作,而是由政府提供资金,由第三部门组织配送服务的新的合作范式,其中非政府组织在具体的事务运作过程中拥有大量的自治权和决策权,在项目的管理上也有自主发言权。在我国,虽然人们普遍认识到政府针对青少年福利需求的服务存在着诸多的缺陷,但将社会服务完全交由非政府组织,不仅存在着技术方面的问题,更有可能存在着政治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就应该有清晰的定位,即由政府继续保留其在青少年权益保障领域福利供给投资主体和制定福利服务政策的角色,而具体的服务提供则通过一定的方式交由一些非政府组织来经办,使政府逐渐弱化具体福利供给者的角色,或者尽可能多地剥离其社会功能,从而达到通过非政府组织的工作效率与专业优势来降低服务成本、服务价格和提高服务质量的目的。因此,可以说非政府组织介入青少年权益保障的具体事务,担承的只是一个服务设计者的角色,而所谓的设计者则是指非政府组织应以专家的身份,通过他们高尚的职业伦理、丰富的专业知识以及娴熟的专业技能来协助政府完成青少年权益的保障职责。
  作者简介:高中建(1962~),男,河南南阳人,教授,硕士生导师,河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青少年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青少年问题研究。

  中国青少年发展论坛(2006)儿童分论坛专家观点之七

  中学生已成为自主决策消费的一代

  央视市场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一、项目简介

  本项调查共分为两个阶段:2005年2月至3月,央视市场研究股份有限公司首先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以小组座谈、深度访谈的方式进行了项目定性研究;2006年4月至8月,央视市场研究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共同合作,在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成都、武汉、南京、沈阳8个城市对13-18岁的8000名青少年进行了定量调查,经过统计分析形成了本研究报告。

  1. 调查对象:13-18岁的中学生

  2.样本量和推及人数:八城市共8000样本,推及13-18岁青少年2,452,689人

  3.抽样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
  层的划分
  o 根据学校类型和性质,将学校划分为5类:
  抽样框
  o 根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教委以及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中学学校名单、年级设置和学生人数建立样本框
  抽样方法
  o 在每一类型学校中,分三阶段抽取样本:(1)PPS抽取学校--〉(2)抽取每一年级--〉(3)随即等距抽取学生

  4.访问方法:校园访问,辅助填答,即以学校为访问地点,被访者在访问员的讲解和指导下填写问卷

  5.调查内容:包括青少年的个人和家庭情况,生活习惯、生活态度和价值观,以及他们的媒体接触习惯,产品消费行为等。

  二、调查结果共享

  1."自主决策"的一代
  调查结果显示,出生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这一代青少年,他们无论在产品消费上,还是在媒体接触上,他们的自主决策力都表现得相当突出。例如,在食品及饮料品牌的选择上,超过70%的青少年消费者都完全由自己决定;而在家庭较昂贵的汽车、电器等设备的消费中,约20%的青少年会参与决策;在电视收看方面,51%的青少年可以自主选择看哪个电视节目;在日常生活中,50%以上的青少年在运动、交友、书籍、报刊等各方面都可以自由决定其选择。
  自主决策力的增强,一方面缘于青少年在金钱方面的掌控力和独立自主性在不断增强,(例如,他们得到的压岁钱里,超过一半的金额都可以由自己自由支配;44%的青少年有自己的银行帐户;41%的青少年会自己攒钱买贵重的商品。)另一方面,视角的开阔以及见识的增长也使得当代青少年能对事物形成并且相信自己独到的判断,而不再需要事事依靠父母。因此,他们比以往更加强调自我。他们中越来越多人没有偶像,只相信自己。
  当然,青少年的父母们教育观念的转变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他们给了孩子更多自由发挥的空间,而不再简单采取强迫式教育。上海一位初三女生这样来形容她和父母的关系:"我对父母没有一点意见,觉得他们很好。物质方面都可以满足我,精神方面很民主,不会出现代沟,是平等的,互相能够接受双方的意见和建议;相处和谐开心,没有僵局,比较谈得来,像朋友一样。理想的父母亲就是自己的父母亲,他们在精神方面给我很多理解鼓励,让我去敢于尝试,不会要我去做这做那。"
  通过对青少年的访谈我们发现,尽管青少年已经比过去更加独立自主,但他们仍渴望获得更大的自由,想独立和趋向成熟依然是青少年心理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北京一位高一男生在谈到父母时说:"我妈不喜欢我出去,就想让我在家里呆着学习。她老说,我就觉得特烦,觉得没必要老管着。我喜欢爸爸妈妈都不在,自己一个人呆着。春节他们可能要去海南,我就自由了。"

  家中拥有的电器/设备 汽车 摩托车 数码相机 数码摄象机 家庭影院 DVD 机 饮水机
  购买时,父母征求了我的意见 24% 10% 33% 26% 18% 23% 10%

  家中拥有的电器/设备 游戏机 台式电脑 笔记本电脑 打印机 扫描仪 电话机
  购买时,父母征求了我的意见 27% 35% 32% 22% 23% 9%

  家中拥有的电器/设备 电视机 空调 电冰箱 洗衣机 洗碗机 微波炉 热水器
  购买时,父母征求了我的意见 12% 11% 8% 7% 11% 10% 7%

  认同比例
  我在银行里有自己的账户(存折) 44%
  我会自己攒钱买贵重的商品 41%
  我有自己单独的房间 82%

  朋友 外出 体育活动 游戏 书籍 光盘 看电影 报纸杂志 衣服
  父母允许我自由选择 75% 35% 77% 56% 68% 51% 59% 67% 42%
  2.视野广阔、富有进取心的一代
  在以迅猛发展的信息技术为核心特征的新经济时代,丰富多样的媒介形式为人们获取信息、认识世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而对新鲜事物的快速接受和掌握,使当代青少年走在了时代前沿,令他们成为见多识广、视野开阔的全新一代。与成年人相比,青少年对媒体的接触空间明显更为广阔。除了对电视、报纸仍保持较高的接触度外,互联网、杂志、广播在他们当中的周到达率都明显高于成年人,而漫画、书籍等也对他们有着重要的影响。

  另外,旅游作为一种新兴生活方式从兴起到盛行,青少年于是有了更多和外界社会亲密接触的机会。数据显示,最近一年里,57%的青少年曾经外出旅游,远远高于成年人的出游比例(24%),且年龄越低,出游的比例越高,表明未来这种趋势还将进一步增强。
  受社会环境和生活方式变化的影响,当代青少年已经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从青少年的媒体内容取向上也反映出这一特点:他们对报纸上的时政新闻以及电视上的新闻节目的关注度分别达34.4%和37.1%,均略高于对时尚类内容或节目的关注度。

  2004年,日本博报堂生活综合研究所曾在中国上海对200名16-19岁的青少年进行了生活意识调查,并将结果与同年在日本大东京地区进行的调查进行对比,结果发现在职业选择倾向上,中国青少年比日本青少年显示出更强烈的积极上进的愿望。

  本次中国青少年调查也反映出同样的结果,即中国青少年有独特的价值观,他们积极、上进,有进取心,有方向感。从他们对未来的计划、职业设想以及对成功的态度上,我们都能深切感受到他们对人生的追求带有浓重的现实、功利倾向和个性化色彩。例如,超过40%的青少年有出国留学的打算;近40%的青少年今后想做管理人员。北京一位高中男生在谈到学习和将来的发展时说:"平时作业不多,但是考试太难了,周围那些朋友都学习特好,不是父母要求太严的问题,而是自己也有上进心,考不好也很难过,所以压力很大。学习好将来才能成功,成功就是要赚大钱,我将来想做金融、证券方面的工作,或者搞一个超市这种,我对这些比较有兴趣。"他们深知父母对他们有很高的期望,而且自己也更加努力,对自己同样也有较高的要求。他们相信,要获得成功,靠运气和其他外在的因素都是不够的,只有"聪明才智"、"目标和理想"、"坚定的信念"、"良好的教育"、"勤奋"……这些内在因素才是开启成功大门的钥匙。
  对当代中国青少年来说,努力拼搏的精神更能塑造出他们心目中成功的形象。成功的意义对他们而言,过程更重于结果。

  周到达率 13-18岁青少年 19-69岁成人
  电视 94.2% 98.5%
  报纸 71.6% 89.4%
  互联网 60.0% 38.0%
  杂志 52.2% 16.7%
  广播 40.7% 25.7%
  漫画 28.9% /
  书籍 61.3% /
  电影院 8.8% /


  19-69岁成人 13-18岁青少年 13岁 14岁 15岁 16岁 17岁 18岁
  最近一年里曾经外出旅游 24% 57% 65% 62% 59% 58% 54% 50%
  有出国留学的打算 / 40% 52% 45% 46% 42% 36% 30%


  读报的青少年关注的报纸内容 看电视的青少年经常收看的电视节目类型
  影视娱乐 58% 电视连续剧 67%
  体育 38% 电影 61%
  文学/小说/故事 36% 音乐节目 60%
  时政新闻 34% 动画片 55%
  时尚/服饰/服装 25% 娱乐性竞赛节目 51%
  情感/心理 23% 体育节目 46%
  科技 22% 综艺节目 40%
  新闻评论 21% 知识性竞赛节目 37%
  生活常识 21% 新闻节目 37%
  旅游休闲 19% 时尚/旅游/休闲 35%


  你认为哪些条件能使你获得成功?
  有聪明才智 74% 运气好 36%
  有自己的目标和理想 70%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31%
  有坚定的信念 64% 有钱 30%
  接受良好的教育 61% 有一份工作 21%
  勤奋 60% 有爱情 20%
  有很多朋友 59% 长得漂亮 20%
  心态平和 59% 对他人有用 20%
  身体好 53% 有名气 13%
  有和谐的家庭 51% 其他 5%

  3.庞大的消费空间

  随着城市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中国青少年凭借他们作为独生子女的优越地位,创造出庞大的消费空间。这首先表现在他们每月从父母那里得到的零花钱。调查结果显示,8城市总体青少年每月的零花钱平均为207元,其中广州最高,达289元;西安最低,为140元。按总体平均水平推算,青少年的零花钱累计到一年,为2484元。也就是说,他们每年仅零花钱一项就有将近2500元左右的消费额度。按8城市青少年共2,452,689人推算,他们每年的零花钱总额高达56亿元。在2000年,某国内市场研究公司所做的同类调查结果是,中国15城市青少年总体的每月零花钱平均为76.5元。由此可以看出,青少年消费力的提升速度是惊人的,青少年市场将会变得更加活跃。

  过年时,青少年得到的压岁钱平均每人超过1400元,按8城市青少年共2,452,689人推算,他们所得到压岁钱总额近3.3亿元。其中,上海青少年获得的压岁钱数额明显高于其他城市,高达2028元;而沈阳、西安和武汉则均低于1000元,表明在压岁钱方面有较强的地域性差异。

  调查发现,除食品、饮料等行业,是青少年市场的传统消费热点外,运动产品、网络游戏、教育、旅游、个人数码产品等逐渐成为开发青少年市场的重要力量。例如,在网络游戏方面,52%的青少年在过去6个月中玩过网络游戏,他们每月在网络游戏(不包括上网费)上的支出花费达82元;过去1年,青少年中平均每人约购买过3双运动鞋,其中最贵的一双平均超过500元;青少年对MP3播放器、MP4播放器、电子学习机等个人数码产品未来一年的预购率分别高达44%,31%和24%。

  总体 北京 上海 武汉 沈阳 成都 南京 广州 西安
  过去一年买过运动鞋(双) 2.79 3.36 2.73 2.94 2.88 2.38 3.05 2.20 2.52
  最贵的一双价格(元) 501 867 574 305 384 498 547 281 246

  拥有率 预购率
  13-18岁青少年 19-69岁成人 13-18岁青少年 19-69岁成人
  MP3 播放器 55.1% 17.3% 44.2% 0.6%
  MP4 播放器 15.3% 1.1% 31.3% 0.4%
  电子学习机 53.1% 6.8% 23.6% 0.1%

  4.交际需求旺盛
  良好的人际关系对于青少年来说,更主要是追求亲情友情等情感寄托的需要,同时也是他们时尚休闲生活及日常消费中不可剥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调查结果显示,"上学很好,因为可以结交到朋友"得到74%的青少年的认同;约20%的青少年把"买礼物"作为自己零用钱的主要用途之一;46%的青少年表示,参加朋友聚会是他们喜欢做的活动之一。茶楼、KTV、快餐店、餐厅、公园、网吧等场所都是他们和同学、朋友聚会的主要场所。广州一位高中女生说:"和朋友聚会就是选一些便宜又不会太脏的地方,然后东西又不会很难吃的,比较悠闲一点的店咯,还有就是取一些比较有情调的又不会很浪漫的那种,可以和朋友聊天的。"

  手机在中国青少年中的普及率为52%,即超过一半的青少年拥有手机,他们每月的手机话费超过70元。手机在青少年中的普及和广泛使用,显示出青少年开始逐步建立起了自己的社交圈。

  处在新媒体(或称超媒体)时代,网络成为青少年人际交往中广泛使用的重要工具。聊天软件在青少年中的渗透率接近70%,且他们的使用频率也较频繁。互联网为青少年的成长开辟了无限广阔的空间,网络之所以对青少年有强大的吸引力,不仅是因为它为青少年提供了学习和娱乐的平台,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交流平台,能够为他们同别人的交际提供最大的帮助。

  北京一位初中男生说:"和朋友在一起主要就是谈论玩游戏、玩软件,谈论对身边人的评价。因为家长不喜欢自己和学习不好的同学来往,所以只能和同学说;看到好的东西或者不高兴的事都是和朋友说;谈论学校里的事,怎么交朋友的事。"身为独生子女,这一代青少年的孤独感自然不可避免。因而,他们更加需要朋友的支持、帮助和安慰。在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朋友是乐观、诚实可信、幽默的人。

  零用钱用途
  买食品和饮料 65%
  买文具等学习用品 41%
  买课外书/漫画/杂志 35%
  去快餐店/在外就餐 29%
  买参考书 28%
  买音乐/电影光盘 26%
  上网/玩游戏 20%
  买礼物送给朋友或同学 19%
  交手机话费 19%
  买衣服/鞋 17%
  买饰品 15%
  买日常用品 14%
  休闲娱乐/健身 8%
  买护肤化妆品 5%
  买模型或玩具 4%
  其他 1%

  完全同意 比较同意 不好说 不太同意 完全不同意
  上学很好,因为可以结交朋友 31% 43% 18% 7% 2%

  总体 北京 上海 武汉 沈阳 成都 南京 广州 西安
  使用网上聊天工具 69% 66% 75% 74% 59% 68% 58% 72% 72%

  青少年对各类媒体的看法 电视 互联网 报纸 杂志 广播
  给出的信息最容易理解 59% 18% 13% 5% 4%
  最讲真话 34% 17% 30% 4% 16%
  最能够为人们提供实用的信息 26% 38% 22% 6% 9%
  为人们搞懂复杂问题提供最大帮助 17% 58% 9% 10% 6%
  为我选择体育运动和休闲活动提供最大帮助 24% 33% 7% 30% 7%
  为我学好功课提供最大的帮助 11% 52% 18% 13% 6%
  使我得到最多的消遣 28% 49% 3% 13% 7%
  为我同别人的交际提供最大的帮助 12% 65% 5% 10% 8%
  最能够让我浮想联翩 22% 45% 4% 17% 12%

  5.个性与理性之间
  青少年心理发展尚未完全成熟,一方面,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在不断增强;但另一方面,他们对社会的认识能力还不充分,而更容易凭直观感受来下判断。所以追求新奇和趣味性,也是他们在青春期的一个普遍特征。反映在对广告的态度上,他们既表现出了较强的个性偏好,又展现出理性的一面。47%的青少年表示"我更愿意看明星做的广告";同时,只有18%的青少年认为"只有好的产品才会做广告"。在对品牌的态度上同样如此,他们既强调产品的象征价值,认为"品牌是身份的象征",但也坦率地承认,"牌子不说明问题,重要的是产品本身。" 北京一位高中男生在座谈会上说,"我穿国外的牌子比较多,阿迪的,耐克比较多,因为自己爱慕虚荣呗。其实也没觉得它好,但可以显示自己。"

  青少年是个性张扬的一群,他们不喜欢和别人一样,经常会很冲动地做些事情。而在对金钱的态度上,他们却表现出相当平和而有理性的心态。在产品消费决策上,以运动/功能/维生素饮料为例,口味是青少年考虑最多的因素,62%的青少年选择了此项,其次考虑较多的因素是营养成份(32%)、品牌(26%)和广告(18%)。结合对青少年的定性研究我们发现,个性化偏好在青少年的消费决策过程中起到更关键的作用,这种偏好往往是受到外在因素的支配;而对产品的实际使用价值等理性的判断,只是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

  完全同意 比较同意 不好说 不太同意 完全不同意
  我更愿意看明星做的广告 21% 26% 22% 17% 14%
  只有好的产品才会做广告 6% 12% 22% 28% 32%

  有钱就有成就感 20% 34% 22% 16% 7%
  有钱就有前途 11% 17% 27% 25% 20%

  品牌是身份的象征 18% 34% 24% 15% 8%
  牌子不说明问题,重要的是产品本身 40% 29% 21% 6% 3%

  我不喜欢和别人一样 27% 34% 26% 10% 3%
  我经常会很冲动地做些事情 17% 28% 27% 20% 8%

  6.渴望关爱
  当代青少年是承受巨大压力的群体,这当中既有来自社会快速发展、激烈竞争而带来的压力,也有父母和他们本身对自己的高期望而带来的压力。调查结果显示,在平日(周一至周五,非假期),中国青少年的平均睡眠时间只有7.5小时/天;56%的青少年认为自己的睡眠时间不充足。他们的学习压力依然难以减轻,57%的青少年参加过课外班,37%的青少年每天写作业时间在2小时以上。了解了青少年是在承受重负生活之后,我们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目前,只有37%的青少年视力情况良好。那么父母是否能给予孩子心灵上的慰籍呢?我们看到,多数青少年和父母之间相处得很融洽,父母也能够给他们较多的自由空间,但只有17.6% 的青少年父母真正对孩子喜欢的事感兴趣;父母同孩子一起看电视、外出,或查看孩子功课的情形还出现得比较多,但说到和孩子一起玩,则有超过50%的青少年表示,父母很少或从不同他们一起玩。

  实际上,"独生代"的青少年,比以往更加渴望关怀和被爱,这是他们所期望获得的最大的满足。年轻的一代不再是"只懂得听话"的被动的受众,他们有自己的目标,也相信自己的能力,迷惘和叛逆的青春期特质在他们身上已经被积极进取的态度所控制,同时他们也更加需要父母、亲人的关爱。

  认为自己的睡眠时间 总体 北京 上海 武汉 沈阳 成都 南京 广州 西安
  不充足 56% 64% 53% 63% 56% 60% 60% 37% 60%
  充足 44% 36% 47% 37% 44% 40% 40% 63% 40%

  总体 北京 上海 武汉 沈阳 成都 南京 广州 西安
  最近一年里参加过课外班 57% 65% 64% 44% 60% 57% 49% 45% 53%

  总体 初中一年级 初中二年级 初中三年级 高中一年级 高中二年级 高中三年级
  通常每天写作业的
  时间在2小时以上 37% 27% 33% 42% 35% 38% 45%

  正常或非常好 轻度近视
  (200度以内) 中度近视(200-500度) 高度近视
  (500度以上) 远视 其他情况
  视力状况 36.7% 25.7% 32.2% 3.4% 1.0% 1.2%

  的确是的 比较… 不太… 完全不…
  你同父母相处得融洽吗? 45% 43% 11% 2%
  父母让你自由地做你想做的事情吗? 26% 51% 20% 3%
  你觉得父母理解你吗? 23% 43% 28% 5%
  父母对你喜欢的事感兴趣吗? 18% 38% 35% 10%

  经常 有时 很少 从不
  同你一起看电视 44% 37% 14% 5%
  同你一起外出 22% 40% 31% 8%
  看你的功课 19% 36% 31% 14%
  阅读或翻阅你的报纸杂志 17% 37% 30% 16%
  同你一起玩 14% 30% 41% 15%

  中国青少年发展论坛(2006)儿童分论坛专家观点之八

  社会变迁及其对中国青少年成长与发展的挑战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周晓虹*

  变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曲。自1978年后开始的以"改革、开放"著称的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在四分之一多个世纪的时间里,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领域改造了中国社会,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我们能够称之为社会变迁的结构性的、持续不辍的变化。变迁不仅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结构和中国人的社会心理,就今天讨论的主题而言,变迁也为中国青少年一代的成长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契机,同样对他们的发展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般认为,社会变迁的直接动因包括生态变化、经济技术变化、文化变化以及价值观与社会行为变化。我们能够发现,这其中的每一个方面的变化都对中国青少年的成长与发展提出了挑战。
  包括人口变动在内的生态变化对中国青少年的成长与发展提出的挑战是显而易见的。其实,在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学家早就注意到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婴儿潮"(babyboom)对美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简单说,20世纪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婴儿潮人口带动了玩具、卡通、流行音乐的成长;20世纪七八十年代,步入结婚活跃期的婴儿潮人口带动了房地产、汽车业的成长;20世纪八九十年代,步入消费黄金期的婴儿潮人口又带动了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的成长。美国经济学家保罗o皮尔泽指出,"婴儿潮出生的人虽然只占现美国人口的28%,但所创造的经济价值却占美国整体经济10兆美元的一半,婴儿潮人口创造了历史上最大的股市涨幅、房屋需求、国际航空、个人计算机、电脑网络和运动休闲工具的需求。"如果说持续了19年的"婴儿潮"不过使美国人口增长了7800万,那么在"三年灾害"结束的1962年到实行计划生育的1980年间的18年里,中国的"婴儿潮"则增加了4亿2千万人口。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社会的进步不仅是改革开放政策的伟大成就,也是中国"婴儿潮"的直接结果。现在,当中国"婴儿潮"后出生的第一代"独生子女"也到了结婚生子的年龄时,思考"后计划生育时代"人口出生数量的变动及对中国青少年的成长是有意义的。那些被称为"小皇帝"的"独生子女"马上就要面临抚育孩子的重任,他们对人生意义的理解、他们的生活能力和消费观、他们所受的远远强于父辈的教育,以及他们所面临的就业压力,不能不影响到他们对子女的抚育。换句话说,人们在等着看"小皇帝们"怎样生儿育女。
  同生态变化相比,经济与技术变化更是被人们视为社会变迁的主要杠杆。在现代社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常常将因经济与技术发展而导致的社会变迁称之为产业化或现代化。经济与技术发展对社会结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人口密度和社会流动增加、社会分化、社会组织科层化、权力民主化、生活水平提高以及技术和文化知识方面的积累等等。我们已经看到,改革开放以来的26年间,中国GDP从1473亿美元增加到16494亿美元,年均增长9.4%。这一经济奇迹在提高和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同时,也为中国青少年的成长提供了远比他们的父母一代更为优厚的生存和发展条件,新的问题和挑战同样也相伴而生。比如,中国社会的大规模的城市化,使得更多的农村儿童和他们的父母一起进入城市,但中国社会现存的城乡二元结构却使大批进城民工的子女处在教育和医疗的"真空地带";再比如,生活水平尤其是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青少年们能够免于他们的父母们曾一再遭遇的营养不良等困境,但由此而来的营养过剩则造就了大批的同样令人烦恼的"小胖子";还比如,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了传播媒介的大众化和电子网络的社会化,但传媒和网络在带给青少年们前所未有的信息资讯的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包括经济和技术进步在内的现代化从来就是一把双刃剑。
  在当代中国社会的所有变化中,表现为文化创新和文化移入双重过程的文化的变化同样十分鲜明,这也一样影响到当代中国青少年的成长与发展。在这里,文化创新包含了中国文化内部的再生能力和创造机制,而文化移入则表现为开放过程中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的吸收和借鉴现象。而在现实生活中,文化的创新常常伴随着文化移入甚至就是文化移入的结果。文化变迁所以会对青少年的成长产生巨大的影响,究其根本在于文化直接涉及到一社会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模式的积累和代际间的传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发生的最大变化,就在于文化的一元性让位于文化的多元性,这种"让位"在造就了中国当代文化的丰富性和创造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同文化间和代表了不同文化的不同代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超女"现象及围绕这一现象展开的争论,其实并不是什么高雅文化与流行文化之争,而是在文化的鉴定上(注意并不是制造上)拥有"话语霸权"的年长一代和文化的主要消费者年轻一代的代际之争。而我以为,倡导"PK"的"超女"最终所以未被"PK",反而繁衍出林林种种的各种变异"超女",是因为前述4亿2千万中国"婴儿潮"中出生的中青年人成了保守的老一代和激越的年轻一代之间的缓冲或中国这块人口三明治中的"夹层"。事实上,这部分现实生活中的文化一元论践行者因自己的生活经历而成为文化多元论的忠实捍卫者。套用那句老话的格式,你可以不喜欢"超女",但你一定要捍卫"超女们"想唱就唱的权力。
  最后,价值观与社会行为的变化一样影响到中国青少年的成长与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行为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既为中国青少年的成长提供了空间,也为他们的选择增加了难度。在一个只有一种尺度的社会,尽管个人生活无从选择,但也同时不会给人们带来选择的困惑。我们这一代人的青少年时期的成长所以顺利,是因为我们那个时代无需选择,我们的生活连同生活的意义都是由伟大领袖预先决定的。但今天的孩子们不同,他们生活在一个连大人们都说不清楚的时代,一个转瞬即逝的时代,一个千变万化的时代,在这样的变迁时代,他们难免会有些晕头转向,尽管同我们相比,他们适应变迁的能力已经强了又强。因此,我们不应该让今天的孩子们通过抵御变迁来防止个人生活的错位,我们应该让他们理解变迁的含义,对不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采取宽容态度和审视的能力。
  1988年,我曾通过"文化反哺"的概念,表达了现代社会年轻一代反哺自己的父辈的能力。今天,18年过去了,最初反哺自己父母的那一代人已经到了接受自己的孩子反哺的年纪。而在我看来,反哺就是一种接受,一种在变迁社会必须具备的长辈对晚辈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和行为模式的接受。反哺所以会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代际主题,是因为变迁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格调。

  中国青少年发展论坛(2006)儿童分论坛专家观点之九

  重新思考媒介与青少年成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媒介与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卜卫

  大众媒介对青少年的影响在学界或在公众中几乎是一个不需要思考的共识。但在21世纪,有必要重新审视这一假定。重新审视这一假定不仅因为21世纪的传播技术的发展改变了儿童的媒介使用,更因为在21世纪,我们应该重新认识儿童,即在肯定童年价值和儿童权利的框架内认识儿童。
  什么是童年价值?今天会议的主题"儿童的名字是今天"是对童年价值最好的说明。其要点是:(1)儿童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主体,在人格上与成人是平等的;(2)由于年龄等方面的差异,童年生活与成人生活是完全不同的,但是童年生活并不因此而没有价值。个体生活的每一个阶段如生长、成熟都是真正的生活,并值得尊重和高度重视;(3)童年生活不仅仅是成人的预备期,也并不一定要成长为成人所规定的某种人。儿童应该享有健康、安全、精神充实的童年生活,这是每个儿童的基本人权之一;每个儿童都应在成人的帮助下发展自己的潜能,使之有能力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并创造自己的未来;(4)成人社会有责任为儿童创造一个适合儿童生长的环境,使儿童身心得到充分发展。教育应该认同和尊重童年生活的价值。
  什么是儿童权利?按照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界定,儿童指18岁以下的任何人。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所确认的儿童权利,多达几十种,但一般将儿童享有的各种权利,概括为四种最基本的权利,即: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和参与权。由于我国在90年代初已经签署和批准了执行《儿童权利公约》,因此,其公约中的参与、享受媒介和文化部分就成我们讨论媒介与青少年成长话题的主要依据。根据《儿童权利公约》,儿童在媒介使用方面有如下权利:(1)媒介接近权;(2)有益信息的知晓权;(3)媒介传播权和参与权。
  《儿童权利公约》第12条提出:"缔约国应确保能够形成自己看法的儿童有权对影响儿童的一切事项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对儿童的意见应按照其年龄和成熟程度给以适当的重视"。第13条进一步指出:"儿童应有自由发表言论的权利,此项权利应包括通过口头、书面和或印刷、艺术形式或儿童所选择的任何其它媒介,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信息和思想的自由。"当然,此项权利行使要受到某些制约,但制约仅局限于法律所规定的范围内以及保护公共秩序的范围内。在遵守法律以及在"尊重他人的权利和名誉",或"保护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道德"的基础上,国家应确保儿童有自由发表言论的权利,从媒介尤其是儿童媒介中应该听到儿童的声音。总之,缔约国确认大众媒介的作用,媒介应该为儿童表达提供空间和服务。
  儿童参与不等于"儿童参加"或"儿童出席"。参与是一个分享权利的过程,即儿童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有机会就自己关心的事项发表意见。这些意见应该被成年人听到,并在决策时考虑儿童的意见。儿童参与应该有助于提高儿童的做决定的能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开始讨论有关大众媒介对青少年影响的假定。这个假定实际上提出了三个值得重新思考的问题:什么是媒介?什么是青少年?以及媒介仅仅影响青少年而青少年不可能影响媒介吗?
  1.从青少年角度定义媒介
  以往传播学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大众传播,即当消息来源(通常是一个组织)使用一项技术作为媒介与大规模的受众进行沟通时,就被称为大众传播。媒介组织,采用技术和大规模受众成为大众传播的标志。符合这个定义的通常是电视、广播和报纸。21世纪媒介技术的发展,提示我们:人们对媒介技术的使用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仅仅关注大众媒介及其对青少年的影响不能很好地解释媒介与青少年成长的关系。已有传播学者将经由媒介的传播看作是一个连续统一体,从一端的人际传播(如电话,可能是两人)到传统的大众传播(如电视或电影,大规模的受众),根据人们在传播过程中的不同控制和参与程度,可以在此连续统一体上定位不同的媒介(参看斯坦利.巴兰等著,曹书乐译,《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p.10)。与传统媒介相比,一些新媒体的出现如互联网聊天室、博客网站、NGO网站、网络电台、CD-Rom等,增加了受众对媒体的控制和参与程度,特别是青少年,他们比上一代人更快地适应使用媒介新技术。
  当我们谈到媒介对青少年的影响,一个假定是仅仅大众媒介对青少年的影响。但如果观察我国青少年的日常生活,我们不难看到,青少年使用的媒介包括大众媒介和小众媒介(如手机短信、电话、网上贴吧、聊天室、OICQ),主流媒介和替代性媒介(替代性媒介通常对社会主流价值观表现出对抗或忽略的态度,如童谣、青少年摇滚文化、网上贴吧等),传统媒介与新媒介等。
  2003年,对7个城市的青少年调查说明,互联网的使用率平均为63.3%。根据CNNIC的调查,中国已约有2000万18岁以下的用户。城市青少年经常使用的媒介已经成为互联网、电场、书籍、CD等媒介。当时,我们请青少年在互联网与电视中选择一个媒介,68%的青少年选择互联网,32%的青少年选择电视;我们也请青少年在互联网、电视、报纸、书籍、手机、随身听六种媒介中选择两个媒介,互联网的选择率是65.2%,电视的选择率是41.8%。其他媒介的选择率不超过25%,可见,城市青少年更倾向于使用新媒介。

  2.关于分层的青少年和他们的媒介使用
  为什么要问什么是青少年的问题?因为青少年常常被看作是城市青少年群体。实际上,没有统一的青少年群体。但以往的研究太集中于城市青少年群体。研究中国青少年问题需要对青少年分层,如性别、年龄、地区、经济发展程度、民族等。我们都知道农村青少年与城市青少年在使用媒介及其媒介对他们的影响方面有较大的差异。即使在城市青少年内部,也有很大差异,比如2003年有关城市青少年的媒介使用调查说明,呼合浩特(68.9%)和西宁(64.8%)的青少年比北京青少年(16.7%)使用网吧(公共设施)的比例更高,个人拥有的电子设备则更少。在河南流动青少年中,我们的研究发现,在同一个城市流动的青少年可根据工作地点、工种、媒介拥有和使用状况分为媒介接触底层群体、中层群体和高层群体。
  从儿童青少年视角看媒介,不应该忘记广大的农村儿童、少数民族儿童、边缘儿童等。从1991年,我们在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和贫困地区如青海、云南、辽宁、宁夏、四川、甘肃、河南、陕西、海南等地对农村在校儿童、流动儿童、留守儿童、辍学青少年等做了大量的实地考察和定性访谈。1991年我在浙江的一个村庄做调查时,发现对这里的儿童来说,电视是"雪花"。他们通过村广播员撰写的黑板报来了解海湾战争的情况。十几年过去了,这种现象仍存在在一些地区。今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电视覆盖率为94%,也就是说,还有6%的人口难以接近电视,这在中国是一个庞大的人群。中国不仅有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还有媒介鸿沟(media gap)。实际上,在我们调查中已经发现,除了技术上的覆盖率,如果享有使用电视的权利,还需要有电,有稳定的电压,有钱买电视,有足够的频道(在我们调查的一些地区,只能收看一个频道),有为儿童服务的节目(并不是所有地区都可以接收一套节目),有少数民族儿童可以听懂的语言(有的地区只有新闻节目有双语),当地的儿童才可以看电视。在一些彝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儿童的眼里,电视不如录音机有用,因为录音机可以用来放民族音乐,可以载歌载舞,而电视在说着他们不懂的话。
  在闭塞的村庄里,一位女孩子告诉我们"想不出火车是什么样子"。但如果有了电视,孩子们就有了梦想。电视使孩子有梦。一位15岁的甘肃农村男孩说:"我喜欢看的电视节目是焦点访谈","因为它是为老百姓办事,它揭穿一些重大时事的面目,从老百姓的利益出发"。"我最大的梦想是当一名外交官"。一位贫困地区的13岁女孩爱看唱歌的节目,她说:"我就是想做一个歌唱家。""有时侯幻想我现在就站在高高的台上,以我嘹亮的歌声唤醒中国、唤醒全世界的人,让他们听听我嘹亮的歌声"。
  2005年,在宁夏的一个山村里,我们遇到了一个19岁年轻女孩。她从未上过学。这样的女孩子在那里不只一个。但她会认她的名字。我们问她,没上过学,你怎么会认这些字,她说,她爱看电视,是看电视学的。她是一个顽强的女孩,靠着电视,她了解了大山以外的世界,也认识了自己的名字。这些女孩都有时间看电视,但电视还未能考虑她们的特殊需要,为她们制作特别的教育或扫盲节目。对她们来说,电视是他们的老师。可以看出,不同的媒介对不同的青少年群体有不同的意义。

  3.关于媒介的影响
  "媒介对青少年的影响"假定青少年一群是无助的、被动的受众。媒介给他们什么信息,他们就接受什么信息。关于对这一假定的质疑,已经产生出很多相应的研究报告,其基本观点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媒介接触很难单独对儿童青少年造成负面的影响。媒介的影响与儿童的使用、对媒介的需求密切相关,而儿童的需求则与其生存、发展状况密切相关。
  另外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方面是:青少年是否有可能影响媒介的内容和经营方式?儿童媒介参与如何影响他们的发展成为未来社会的公民?宋庆龄基金会的儿童杂志《动动》的办刊经验说明,儿童参与可以改变刊物的内容和风格。美国儿童通讯社的经验也说明,将儿童组织起来,为儿童提供必要的资源和渠道,他们的声音就有可能被全社会听到。由于他们提供了儿童视角中的新闻和社会论题,他们不仅改变了大众传媒的传播内容,也创造了儿童新闻报道的模式,比如口头新闻学等。其目的通过大众媒体而不是儿童媒体让儿童的声音进入主流社会和决策层。这一点与中国的通常做法有所不同。在中国,通常儿童写新闻或发表文章被看作是儿童个人能力的练习,诸如作文能力或人际交往能力等。儿童发表的新闻或文章也只在儿童媒介上对儿童发生一些影响,不会成为一种独立的有组织的声音影响社会。在这里,媒介已经不单纯是一种将信息传播给儿童的载体,而是儿童表达自己声音的工具,是一种学习社会参与的工具,其目的是通过传播赋权儿童。

  总之,重新思考媒介与青少年成长的问题,应该(1)从儿童青少年的视角和不同的生活经历出发,考察他们如何定义媒介和如何使用媒介;(2)更多关注不同阶层的青少年的媒介使用及其对他们的影响,引导政策向弱势群体倾斜;(3)更多关注儿童如何影响媒介的问题,逐渐建立通过传播赋权儿童的价值观,在肯定童年价值和儿童权利的框架内促进儿童青少年对公共媒介资源利用,以表达他们的声音,建立和谐社会。
  重新思考媒介与青少年成长问题,使我们面临着新的挑战。我们必须改变我们以往的观念,将儿童看作是平等合作的伙伴,学习与儿童一起工作,共同建立美好和谐的社会。和谐社会不仅是成年人之间的和谐,也是成年人与儿童之间和谐,而真正的和谐,是建立平等和互相尊重基础上的和谐。

 

  谁来关心我们的今天?
  ----中国青少年发展论坛(2006)儿童分论坛上的儿童发言

  各位尊敬的嘉宾,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江苏省南京市夫子庙小学的少先队员。

  施蝉:父母常常对我们说,你们是家庭明天的希望!
  陈思瀚:老师们又说,你们是祖国的花朵,是明天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汪小清:大人们都说,为了明天,你们今天要吃苦、吃苦再吃苦!
  施蝉:我们自己在嘀咕,明天、明天、明天,可今天,可我们的今天,由谁来关心呢?
  陈思瀚:可是今天,当我们走进会场,看到了我们的名字也可以叫做"今天"的时候,我们的心里真是感到有点意外,又特别地开心!
  汪小清:专家们关心我们的今天,为我们呼吁,我们也想借今天的机会,表达表达我们自己的心声。
  施蝉:我最矛盾的事就是学习了。为了明天可以考上一所名校,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爸爸妈妈对我给予了全部的希望,给我创造了一切条件上各种提高班、补习班,做大量的试题、试卷。白天,他们要在单位辛勤的工作,晚上回到家除了做繁重的家务外,还要寸步不离地陪着我学习,读书。每天早晨临走前还要千叮咛万嘱咐,全部交待完了才离开。但不知怎么的,他们越是百般关心我,呵护我,我越是觉得学不进去,我的心里好矛盾。在面对紧张的小升初摇号、选拔考试时,我感觉到,自己心里的压力真大,肩上的担子好重!
  陈思瀚:我最烦恼的事就是没有自由。平日里,爸爸妈妈说得总是对的,他们怎么说,我们就得怎么做。在他们眼里,我们的话、我们的要求总是不能算数的,我们总是没有选择自由的权利。放了学必须回家,不许和小伙伴玩,同学的电话不许接,家务事不要我们插手,大人说话小孩不许反驳……这一切都已经成了大多数家庭里最常用的条约了。为了能够让我成为全面发展的多面手,从小我就在爸爸妈妈的安排下,学习乐器、英语、舞蹈还有画画等,然而,各项各类的考级、比赛、考试就好像紧箍咒一样,将我的课余生活紧紧圈了起来!我多想和周围的伙伴儿一起无忧无虑地玩耍,游戏!我多想能帮助家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儿!我多想每一天都可以有点时间给自己自由支配,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可是我的自由却一点一点被挤走了,真觉得有点喘不过气来!
  汪小清:我最渴望的事就是能够痛痛快快的玩,哪怕一天也好!学校--家,每天我们都在重复着同样的生活,想在放学后和小伙伴快乐的玩一会儿游戏,不行,得学习!想在双休日多睡一会儿,补充睡眠,不行,得练琴!想有点属于自己的娱乐、休闲时间,不行,得做题!哥哥姐姐们小时候玩过的游戏,对我们来说一切都好陌生,从没见过也没有玩过。看看自己的身边几乎没有要好的玩伴,没有刻意吐露心声、交流小秘密的好朋友,真觉得自己有点可怜。更可悲的是,很多同学都早早地架起了小眼镜,还有不少同学因为长期伏案作业使得小小年纪却成了"驼背",长期感到缺觉、疲劳,精神不振。真想快快变成大人,到那时或许就有自由了!
  施蝉:看来在生活条件、学习条件越来越好的今天,我们大家并不快乐。
  陈思瀚:对此我们在校园中选择了120名同学做了相关调查。
  汪小清:对于"学习快乐吗?"这一问题有69%的同学回答是不快乐。
  施蝉:对于"你怎样安排自己的双休日时间?" 这一问题有57%的同学回答是"上培训班、补习班",还有32%的同学回答是做作业。而能够按时收看《新闻联播》、以及少儿节目的却很少。
  陈思瀚:对于"你对家长以及老师给与自己的期望和要求,觉得有压力吗?" 这一问题,几乎都回答有压力。
  汪小清:对于"你想再学习之余做什么?" 这一问题,有超过一半的的同学都回答:开开心心的玩!还有不少同学表示: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施蝉:是啊!我们也都想学有所成,取得好的成绩,做一个有文化,有学识的人,只是我们需要更广的自由伸展的空间。
  陈思瀚:我们也想做家里的小保洁员,洗洗碗,做做家务;也想当一会小采购员,当一回家里的财政总管,做一回生活的小主人。做一个有生活情趣,有生活体体验的人,由生活本领的人。
  汪小清:我们更想在勤奋学习、快乐的生活中多方位、全方面的发展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个博学多才,全面发展的人!
  施蝉:也许在各类数学、化学等比赛中,我们的成绩常常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少年儿童不可追及的!
  陈思瀚:但是我们再也不愿中日儿童夏令营的那场较量中,我们在生活上、毅力上、吃苦耐劳上输给日本儿童的教训再次重演。
  汪小清:我们要留住今天的快乐!我们要做学习的主人,更要做生活的主人!
  施蝉:勤奋学习,快乐生活,全面发展,是胡锦涛爷爷对我们的期望!
  陈思瀚:也是我们的追求和理想!
  汪小清:我们也呼吁:大人们也能够像胡爷爷说的那样,关心我们的今天生活,让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快乐!能够得到健康的成长!
  三人合:太好了!我们的名字叫"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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