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报告文学向何处去?--孙云晓报告文学作品讨论会发言摘要 

  由全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委员会和少年儿童出版社《少年文艺》编辑部联合举行的孙云晓报告文学作品讨论会,于1988年5月11日在北京召开,这是北京历史上第一次专门讨论少年报告文学的会议。

  少年儿童出版社副总编辑、《少年文艺》主编郑马到会并讲话,他感谢全国少文委和首都作家及同行们对讨论会的支持,也感谢作者和朋友们35年来对《少年文艺》的关心。《少年文艺》编辑部主任任哥舒主持了这次作品讨论会。

  刘厚明:

  孙云晓的报告文学集《少年巨人》(海燕出版社出版),我每篇都读了,也与他谈过几次。在我与他的多次接触中,总感到他有一种积极探索从不满足的精神状态,很有激情,写得也快,但他有一种真诚,是有了自己的切身感受才动笔,并不随随便便就写。他是有追求的。他对自己的优势劣势认识不很清楚。因此,这个讨论会对他来说是很及时的。有这么多名家帮他分析作品,一定会使他真正找到自己的路,并且不断超越自己。这个作用对一个正值创作旺年的作家的影响是深远的。

  肖复兴:

  孙云晓能够坚守在少年报告文学的阵地上,是很不容易的。有些作家做不到这点。或者说孙云晓比他们有两个优势,第一,熟悉孩子。这些半大不小的孩子,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是很不好写的。第二,他对这些孩子寄予满腔的爱。

  我读他的作品,发现他近年来的作品三点变化:一是从“巨人”到少年变化,使他作品的含盖面加大加宽加厚,他从许多普通孩子身上挖掘出他们具备的长处和短处,这样,少年报告文学的普遍性就加强了;二是从客观到主观的叙事方法的变化,他初期作品如《“邪门大队长”的冤屈》(《儿童文学》1986年第3期)以及最近发表的《他是英雄吗?》(《中国少年报》1988年4月27日),都加进了主观因素,这并非强加进去的,这是他的一个重要进展。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加强了作品的思考力量。主观的思考,对客观题材的介入,使作品的思考力量由此及彼由点到面,象水的波纹一样散射开来;三是表现角度出现了从里到外的变化。以前,他是用孩子的眼睛来写,与孩子融为一体,用成人眼光来写,不是与孩子一般高。儿童文学有个毛病,一米八的个子非弄成一米二,这有致命弱点。孙云晓的《他是英雄吗?》显示了这种变化,用俯视的角度来看孩子,创作出了新意。

  我对孙云晓同志也有两点建议:

  第一,坚守自己所熟悉的耕耘多年的领域,不去羡慕别人。各人头上一方天嘛。这五、六年级和初一、初二的学生,别人不大写,想写也写不来,却是你的拿手戏,你干嘛不扬这个长呢?

  第二,自己不划地为牢。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有明显的界线,要给儿童文学打开更宽的天地,而不是堵上自己的门。

  吴继路:

  我谈三个问题:

  第一,孙云晓的报告文学作品包括其他作家的类似作品应名为少年报告文学,因为其作品的主要读者群是少年,即小学高年级学生和中学生。“少年阶段”自我意识在形成,他们在思考生命价值、生活意义,人生观开始萌芽。报告文学恰恰可以对准少年读者的口径,将本身文体特征与接受者的特征统一和谐起来。孙云晓这几年来的辛勤经营,为少年报告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他的创作着眼于新人性格。可以说,探究与揭示理想的精神素质与新人性格,正是他创作实践中逐步明晰起来的追求目标。在这方面,他写的两个少年人物可以印征。一个是中学生刘禹,孙云晓为她写了两篇作品:《漩涡里的自白》(《儿童文学》1987年第3期)和《16岁的思索》(《追求》1987年第5期。)作者舍弃了故事叙述法,侧重表现的是新人性格的底蕴,从而揭示人身上最有意义的性格特征,便采用了人物自白的形式。作者热衷的不是人物成功的足迹,而是褒扬那种使人具有创造意识的新人性格。另一人物是《奇怪的感觉》(《东方少年》1987年第5期)中的李平立,作者以新鲜而强烈的敏感,把握了这位少年性格中最有价值的内核,即为了成大器而甘愿目前无名和沉默,把成功的种子深深埋在地下。作品写得外冷内热,很有力量。总之,孙云晓执着地探索新人性格,对整个少年报告文学的创作都是有意义的。

  第三,孙云晓报告文学作品明快清畅的特点,近年的作品更显露出一种格调:他把自己置于所描述表现的人物、事件氛围之中,与人物同忧共喜、休戚相关。有位著名报告文学家说:“只有写出‘我报告了他,他报告我说’,作者的“我”被报告出来,可以是隐藏在“他”后面而不具象的。孙云晓作品在这方面的特点是更进一步,他使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具象化”了。比如读《“邪门大队长”的冤屈》,读者从头到尾随着他发现、疑惑、思索、追踪、激动、呼吁……这种艺术表现使作者与读者情感贴近、心灵沟通,加强了作品的感染力和影响力。再如《给一个山村女孩的信》(江苏《少年文艺》1987年第8期),我认为这是孙云晓的一篇最富于诗意、是耐咀嚼的作品,也充分显示了这种双向报告的特点。”

  马光复:

  孙云晓的报告文学作品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时代感强。他站在一定的思想高度,去观察、分析和表现当代少年的生活。我觉得他应继续写当代少年最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这样,作品才有生命力。上个星期,我们请来50个小学生评刊,他们都喜欢孙云晓写的《“差生”的绝招》(《学与玩》1988年第4期),有些所谓的“差生”还为之大声叫好,让我们多登这样的作品。希望孙云晓在这个阵地上干一辈子。他写的历史小说我也读过了,但我希望他不要改行。

  沈碧娟:

  有人说,“龙年是报告文学之年”。的确,报告文学创作势如春潮奔涌。但与成人报告文学相比,少年报告文学还弱小得多,形不成潮,只是几朵浪花,这主要是作者队伍弱小。象孙云晓这样执着追求,锐意进取,并做出一定成绩的作者,真是凤毛麟角,难能可贵。

  关于孙云晓的作品,我想重点谈谈他可贵的创作个性。这个性从写《“邪门大队长”的冤屈》开始较明显地表现出来。近几年,他走出了写“小名人”的圈子,转向写普通孩子。可普通孩子千千万万,写谁,不写谁,也有个选材问题。由于创作个性的不同,不同的作者向不同的题材走去。孙云晓喜欢那些调皮的,不安份的,有竞争意识的,敢于冲破旧观念束缚的孩子,对他们有一种特别的感觉。他在一个学校采访的,听说有个孩子“提意见能提到人家的骨头缝里去”,这孩子马上提起了他的“兴奋点”,跟踪采访,于是有了《“邪门大队长”的冤屈》。此外,《相信自己的眼睛》(《少年文艺》1988年第2期)写的也是这一类很倔强的,有独立见解的孩子。作品发表后,引起了不少读者的共鸣。这几年,他即使写名人,也写出了新角度、新思维。例如,《奇怪的感觉》,写法很别致,内涵也丰富,还有《吴竞就是吴竞》(《当代少年》1987年第3期)都属于这一类。他写出了变革年代新人物的新气质。

  孙云晓为什么能写出这些新颖的作品?这与他本人的个性的气质有关。听说他小时候也是个不安分的孩子,爬山下海,上树掏鸟窝,还在井里游泳,怕人家不信服,潜到井底抓把泥给人家看看。所以,他对那些调皮、鲜活又深受压抑的孩子同情、理解,有思想上的共鸣点。参加工作以后,尤其是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习后,思想上进一步升华。1985年,他写了一篇相当有棱角的毕业论文,题目叫《论榜样教育的科学性》,对团中央等单位树立的少年儿童榜样,提出了独立的与众不同的见解。报告文学作者要有哲人的思想,只有自己具备了新思维,才可能写出新的人物来。

  孙云晓有些作品很深沉,如《给一个山村女孩的信》、《流落红军》(《东方少年》1988第1期)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另一面:坎坷、不平、严峻。

  理由:

  我来参加今天的会,是被孙云晓和他的作品所感动。我感觉他是抱着非常真诚、非常执着、不安于现状的态度来写作的,这对于作家来说是一种很可贵的品质。另外,我也被《少年文艺》感动,这么远的来北京开会,支持少年报告文学的创作。

  我觉得,现在整个社会的文化观念中浅近的功利主义大泛滥,从制定政策的民风到文艺创作到为人处世。在这种情况下,对教育的忽略,对青少年的忽略,都表现了浅近的功利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开这样一个会是难能可贵的。文艺界历来是文人相轻,报告文学在搞纯文学的人眼里是亚流文学,儿童文学也是亚流文学,再去搞儿童文学的报告文学,就成了次亚流文学,是被文学爱情忽略了的一个角落。

  孙云晓的作品不论是早期的《少年巨人》还是近几年新作,都有他一贯的文学追求。我觉得,孙云晓是用现代意识,而且是一片冰心的心境写作。儿童文学或者叫少年文学,是一个很松散的概念。实际上,不外乎是写小孩给大人看、或写大人给小孩看,或者是写小孩给小孩看。写大人给小孩看的,五、六十年代有很多,以写雷锋为代表的。现在,也有写小孩给大人看,如孟晓云的《多思的年华》,象国外的作品《少年鼓手》,都是这一类。最难写的是写小孩给小孩看,又要深入又要浅出,所以,我一直视此为畏途,不敢轻易去碰。我绝无轻视或菲薄儿童文学的观念。这是一个很艰难的文学领域。

  从叙述方式上看孙云晓的作品,刚才肖复兴概括的那几点很好。这一段报告文学的繁荣包括少年报告文学的繁荣,是应运而生的,或者说是新闻主义在报告文学中的崛起,是对于小说的表现主义的一种补充、一种补偿。我看孙云晓的作品写得还是很巧的,角度也是多样化的,有一点他很谦虚,觉得心中无数,这个问题用北京话来讲叫要明戏,就是你的作品到底是写给谁看的。我倒主张,在写小孩给小孩看的作品中,能给小孩保留精神上的,心灵上的一片净土,这种净土不是简单的伪现实主义,也不是浮浅地表现生活,而是化深沉为单纯。也不一定用“小名人”这个提法,我觉得给孩子的作品应当写一点英雄主义,写新英雄主义。美国最近还搞10个小英雄的评选活动,日本、美国以及欧洲的儿童文学,英雄主义一直是主流。当然,这种英雄主义不是去愚弄孩子,去欺骗孩子,去把现实生活的复杂,阴暗完全掩盖起来,而是用一种更现代的意识、更深沉的解剖,用一个更深的层次把它表现出来。现在是一个文化观念大崩溃的状况,我们再不给孩子一点美的东西(刘厚明插话:“向上的东西。”)怎么办呀?的确令人担忧。

  历来在儿童文学站住脚的,成为文学大师级的,都是给孩子心灵以陶冶。从安徒生开始就是这样,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尤其是现在,能够很执着的,为孩子的明天负责任的不太多了,作家中也是浅近的功利主义大泛滥,写什么的都有,有的是政治的功利主义,有的是商业功利主义。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孙云晓能够坚持走自己的路,我认为是非常可贵的。至于选材上、风格上、表现上,我相信他会经历一个反复曲折的探索的过程,这个路还很长。我看他的作品,一是很感动,二是不尽满足,还有很多可深化的东西。但是他选了这条路,我们一般人做不到。因此,我觉得《少年文艺》来开这个会,讨论孙云晓的作品,支持他的创作是很有必要的。

  现在报告文学的趋势,只有一点我想谈一下,我最头痛的是报告文学越写越长。越写越水,这真要了命。你要有大信息量写长的没关系,我举个例子,美国的《光荣与梦想》,四大本,一句话是一个浓缩的信息,真看得下去,我一边看还得一边琢磨,基本上一句话就是一个事件、一个情节,一个问题。

  孙云晓的作品没有这个问题。我是借题发挥。自古以来,文学贵在精炼。夏衍说,报告文学一要真实,二要精炼。孩子阅读的疲劳度比大人还强,因此,儿童文学要防止这股风气的污染。

  肖复兴:

  现在,少年报告文学有的向成人报告文学看齐的现象,成人报告文学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不能盲目看齐。少年报告文学要打出自己的特色,考虑读者的需要。孙云晓近期作品加进主观的东西多,深刻了一些,但有时给故事的叙述造成隔断感,要注意小读者的需要。

  孙云晓:

  刚才我还同理由老师谈,我在探索这个问题,即主观表现是收回来呢,不是放开去,有时候真是战战兢兢地写,时常处在一种困惑的状态之中。

  理由:

  一般都是这个规律,作者拿起笔来尤其在年轻的时候,都是主义色彩比较浓,感情比较充沛,臆念书比较介入,写到极端就跟演员一样,他走到了台前。你看咱们早期的作品,作者都在那儿表演,作者在那儿煽情,自己感动自己。慢慢不满足,走向淡泊,比较超脱,超脱到一定程度,也写干了,又来新鲜的。这是高了一个层次。孙云晓原来是做记者的,所以一开始就新闻性强一些,客观表现多一些。从这个起跑线上创作的,现在他慢慢转变为注重主题的提炼和表现角度的多样化,进入这个层次,如果信马由缰,就比较容易水。除非你的主观叙述方式不露主观痕迹,那又是文章的一个更高境界。不过,这不是个主要问题,因为每个人走的路都不同。主要的问题是给孩子美的东西,又不回避现实。

  傅溪鹏:

  关于写名人,过去的角度往往是猎奇。其实,名人同样生活在社会当中,他们的经历中带有社会问题色彩的方面探索的比较少。忽略了这一点,是写名人的一大失误。孙云晓的《“邪门大队长”的冤屈》,写赵幼新的那种心理,在“小名人”身上也有,问题是我们往往没这么写。

  目前的一个倾向是,报告文学承担了许多文学不能承担的任务。为什么不可以把种种问题放在客观人物身上来写呢?《“邪门大队长”的冤屈》就是把带有社会问题心理,放在一个孩子身上来写,这确实是孙云晓创作中的一个高度。文学毕竟是文学,毕竟要刻划人物。

  报告文学的评论工作太弱。全国没有一个专门评报告文学的评论家。对少年报告文学的评论就更少了。

  张飙:

  我们常常说青年是国家的未来,那么,少年就是未来的青年啊。从少年抓起比从青年抓起好,可坚守在这块阵地的人太少了,孙云晓既然已经硕果累累,希望他能继续耕耘下去。

  我认为,写孩子给大人看的东西,应当代表少年利益,替少年向社会呼吁,为少年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写成人给孩子看的,应当是纯洁心灵的,建立信仰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少年报告文学承担一些社会责任,效果会更好。

  傅溪鹏:

  创作少年报告文学要研究少年心理。现在,很多有成就的人,小时候都平平常常。文坛上有几个大学毕业生?孙云晓写《“邪门大队长”的冤屈》中那个赵幼新,实际上不是差生,可被视为差生,这触到了教育制度问题。

  刘厚明:

  写“小名人”写成钻天杨、根子浅,一窜老高,风一刮就倒。孙云晓写那个“邪门大队长”,就象石头下的小树,扭扭曲曲,拼命向上长,倒可以长得很壮。我是当过老师的,从我教过的学生来说,有的毕业生都40多岁了。可那些“三好学生”或考双百的,长大了几乎没有做出什么突出成绩。倒是我在工读学校教过的“小偷”,成了电视导演和剧作者,这样的例子我可以举出好多。我们的制度对好学生所谓的爱护太多了,反而使他们失去了许多能力,倒是那些个性充分发展,你不管我倒好了,无为而治,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我们的旧教育思想实在是个灾难。从目前的大势来说,我赞成多写成长中的艰难曲折,这样的东西内涵丰富、深刻。过去的儿童文学作品中“钻天杨”很多,很难表现深刻的东西,艺术感染力也不强。

  钱钢:

  孙云晓的作品我读过,也感动过,象《流落红军》等等,但有些问题我未想过明白。例如,报告文学是讲真实的,少年儿童对真实的需要与成年人对真实的需要有没有区别?我想会有所区别。我觉得,少年儿童应有更多的想象和浪漫、夸张,他们崇拜的可以是猪八戒,孙悟空等等。少年报告文学生存的一席之地在哪里?读了孙云晓的作品,我是喜欢的,赞成的。

  当代少年与过去有很大不同,他们也要知道很多真实的事情,这毫无疑问的。

  刚才有人提到“巨人”与少年的关系,我有一点考虑。过去我们有一种道德规范,把孩子往模式里套,如什么“刘文学式”的等等,这是错的。现在又有一些新模子让孩子套,如开拓式的,创造型的,这不过是大人按照今天一些改革家等叱咤风云的人物来要求孩子,以为孩子大了也会那样,其实,最好什么模式也不要。还有思维的路子,不要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总从反面想,“巨人”不好,就写普通人,普通人一定就好。一个民族是需要有神圣感的,在某种意义上讲,是需要偶像的。少年儿童是需要偶像的,当然不是毛泽东这样的偶像。老庄式的,终极想问题,中国人总爱在两极跳来跳去。不要这么跳。例如,美国女教师麦考利夫就是偶像,孩子无须知道她的家庭琐事,只知道她在飞往太空中爆炸身亡就行了,够了。这比写一些琐碎的小事意义大得多。

  我赞成理由的看法,功利主义的大泛滥,使一些高气质、高追求被损害了。要让孩子自由自在的发展,自由自在的崇拜。不要去限制,或硬要纳入成人的规范。因此,我建议孙云晓要面对活生生的生活,不要用什么概念框住自己,如将来需要什么,现在塑造什么。不要管这些,要让今天的孩子自由自在地享受应当享受的快乐,去充分地发展自己,而不是限制,中国人总爱限制人。

  这一段时间,我在研究历史,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咱们的光绪皇帝,从小读书时最早写的字,就是“正大光明”,然后来一个“帝”和”德”。这就是中国的道德治国,此人除了逃过一次西安,没有出过紫金城。可彼得大帝又如何呢?他十五、六岁时,在莫斯科郊外发现祖父留下的破帆船,他让工匠修好,自己当船长,下到河里练习航行。在阳光下锻炼成身高七尺又黑又壮的一个君主,正是这样一个君主,使俄国从一个内陆国家变成一个海洋国家。我觉得在光绪皇帝身上,永远也不会产生让中国成为世界性大国的可能性,而在彼得大帝身上,就有可能出现,虽然都处于封建时代。我觉得。咱们中国人和其他人不一样,没有那种自由自在生长的环境和气氛,限制得死死的,你要这么干、你要那么干。我不知道,孩子们长大了都让他们当关广梅。

  从孙云晓的作品讲开来,我觉得有些少年儿童文学作品,是某种旧观念、某种错误观念的庇护所。我们讲的很多道理,恰恰不是道理,恰恰是一个谬论。譬如,进行历史宣传,就有相当多内容是不真实的,是扭曲的、是伪历史。

  孙云晓写的《流落红军》,就与过去的历史宣传不同。当年,沈碧娟老师带着我们一些年轻人,在上海访问老红军,写了一本关于红军的书。《流落红军》与我们那本书有很大不同,这种不同应该在各个领域里都表现出来。

  曹文轩:

  1984年,在罗英主持的一个儿童文学理论会上,我提出一个观点,即儿童文学作家是未来民族性格的塑造者。看了云晓的少年报告文学作品,我觉得云晓和我是知音。前几年,我们的文学都在写挣脱、挣扎、苦难等,这都是有感于中国这个民族,非常深刻,被世界所抛弃后形成的观念。云晓的作品基点也是在这里,只是前后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

  过去,我们把民族性格理解得比较简单了一些。现在,教育的关键问题还是对孩子个性的扼杀,这是一个老问题,谈得都没有意思了。我在研究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现象时,与别人的分析结果不一样。有人认为,新时期的基本主题是批判国民性,有的认为是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我认为,前一个看法的含盖力量比较小,而后一个又太滑头了一些。我觉得一个科学的结论应该是直接的、接近事实的。我以为最精确的概念是这样的:新时
  期文学的基本主题是反封建主义的。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这样一种情况,现在文学的民族意识越来越淡漠了。前几年那种强烈的民族意识一种积极、主动的民族意识,被一种消极的,颓废的、悲观的而且是一种深刻的悲观所代替。

  傅溪鹏:

  在失望中重新组合,我们的民族不会没有希望。

  刘厚明:

  儿童文学要写人道主义,但现在写与1984年写不一样了。软弱的东西孩子不接受。必须更加真实,更加深刻!

  关登瀛:

  《少年文艺》举行了孙云晓报告文学作品讨论会,是很有意义的探索。现在,儿童文学的理论探索很不够。中国作协准备采取多种形式,支持儿童文学事业的发展。我们总是在现实中生活的,既有苦恼,也有欢乐,就是在这苦恼和欢乐中不断前进的。

  孙云晓:

  真诚的感谢全国少文委和《少年文艺》编辑部,为我创造了一个接受专家们集体会诊的机会。我也衷心地感激各位老师和朋友的厚爱。

  我所以坚持少年报告文学的创作,是因为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即这一代孩子生活得太艰难了。他们常常在神圣的爱的名义下,遭受各种旧观念和专制势力的摧残。我爱他们,我为他们深感不平,我渴望能用一个男子汉的力量和一支笔的力量,为当代少年鼓与呼。因为,我们的生命是紧紧联在一起的,生则同生,亡则同亡。

  这次会将对我产生有生以来最大的影响。

  刘厚明:

  今天的孙云晓报告文学作品讨论会,很多人都发了言,并且谈得很深刻,对我也有不少触动。这样的会很久没开了。今后最好多开几次,再讨论得充分一些。

  今后,凡是有利于推动儿童文学事业发展的活动,不管哪家找到全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委员会,我们都会来者不拒,热情支持!(到会者热烈鼓掌) 

 

 

 
责任编辑: 有光 来源: 中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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