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承传统,又有时代新意--长篇教育小说《孩子,抬起头》

  教育小说在中外均有其各自的传统。它们尽管时隐时现,微弱不鲜,但却是客观存在。

  在我国发现比较早的是在晚清。当时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为维新运动的需要,大力提倡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故而,在引进科学小说、冒险小说的同时,也详述、改写了法国卢骚的《爱弥儿》、意大利亚米契斯的《爱
  的教育》(当时译名为《馨儿就学记》——其中含有译者包天笑的创作成分)等许多教育小说。五十年代,我们也曾翻译了苏联马卡连柯的《教育诗》等著名教育小说。在我国的创作中,有影响的是叶圣陶早期的一些短篇。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多称这些短篇为教育小说,因为选用的是教育题材,表现的是教育思想、教育方法或教育、教学上存在的问题。在我们儿童文学研究领域里,则称它们为儿童小说。1987年出版的《叶圣陶集》第四卷——儿童文学卷,就收录了被称为教育小说的《半年》等。实际上,它们也确实作为我国现代儿童文学先驱者、奠基人之一的叶圣陶的奠基性作品的组成部分(主要是童话,也包括儿童诗、儿童散文和儿童小说)而启迪后人、推进着儿童文学的发展。

  新时期以来,老一辈作家、教育家韩作黎出版了教育小说《圣地红烛》,一些中年作家也写了些教育短篇。九十年代伊始,在青年作家中孙云晓首先推出了长篇教育小说《孩子,抬起头》,这是对传统的师承,同时又有时代新意。其意义主要有二:

  一、从教育角度说,其内容、体裁在促进人们对教育的重新认识、正确理解上是有积极意义的。

  拨乱反正过程中,对“教育工具论”的否定,为创作解除了一种禁锢,使之形成了新的局面。但也有一些思想偏激的同志由此而增强了对教育的狭隘理解,笼统地认为教育即政治的代称,写教育就有因袭“工具论”之嫌,故有意无意地加以回避,致使儿童文学在主题、题材、品种、样式等方面出现了某种倾斜。如在智育、美育与德育之间往往多顾前两者而冷漠后者,等等。这类现象对孩子们的阅读、学习与思想的提高都有一定的影响。因为他们的成长需要多种滋养,最急需的东西供应不上时,其它东西就会取而代之。据了解,有关单位的领导下去调查,发现对孩子们的品德教育亟待加强。从宏观讲,主要是与“教育失误”有密切关系,从微观讲,则不能说与孩子们的课外活动与阅读的不够丰富多彩没有联系。时至今日,相当一部分偏远农村儿童欣赏的热点仍停留在看《霍元甲》一类武打片的阶段上。这里有经济、条件等原因,也有时代感强的好作品供应不足的原因。近几年,虽然有些同志和出版单位已开始注意这一问题,努力使不应有的倾斜得到平衡,如有的校园文学作品有意识地增强了“教育”内容,辽宁少儿社的《少先队系列》已列入出版计划,湖北少儿社拟出版《少年德育丛书》等等。但总的看,这类内容的大部头书籍毕竟以待出版的居多,而且又多为儿童读物。像《孩子,抬起头》这样的长篇,特别是明白地冠以“教育小说”的文艺作品则很少见。所以,本篇的面世和为它举行的专门性讨论会,必将引起应有的重视,在推动人们真正理解教育的内涵及意义,从而更多地通过艺术形象加以表现,以帮助孩子们健康成长等方面也必将起到良好作用。

  二、从儿童文学角度说,本书的意义也是比较明显的。

  《孩子,抬起头》,作为少先队文学的长篇,自然也可以看作为儿童长篇小说。它所写的内容对儿童身心的发展也确实是有益的,尤其前部分和中间部分更能为孩子所理解和乐于接受。

  这部长篇的突出特点不外是取材于教育。但它不是单纯地表现教育思想和一般的校园生活,而是十分具体地表现了1978到1988少先队组织从恢复到发展的关键性的十年间,围绕贯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所进行的一系列教育实践以及受教育者——少先队员们的有益有趣的活动及其成长过程。因而它的新意首先来自在教育题材中的新的发掘与开拓。也正是这些为本篇小说平添了历史感与鲜明的时代色彩,使它一方面以其侧重于写实践以及有关纪实性的描述而丰富于以往的教育小说,以至近年出版的某些少先队文学新作,另一方面,又以其儿童生活、学习、心理状态等的具体描绘而强化了儿童小说的特点。这无论对儿童小说、教育小说或对少先队文学的创作都是有所启迪的。

  它所塑造的成人形象、儿童形象不仅都是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而且还多是其它作品中较少出现的富于代表性的辅导员与几种个性鲜明的学生形象。

  主人公韩风震以及陆红薇、于秀、赵敏、李玉森等都是孩子们的导师、朋友、贴心人,具有榜样的力量。他们对孩子们的爱心、严格要求、无微不至的关怀、循循善诱的教导以及对少先队工作的献身精神,都使小读者深为感动。其中,对老一代辅导员,特别是对韩风震的刻画更有力度,也更感人至深。作品多侧面地写出了他这位“少先队迷”的精神境界。他把对少先队的爱看作“比爱情更加神圣的爱”。本着这种爱,他不畏风险、不计得失与名位,忘我地投入少先队工作,研究少先队教育规律,提出切实可行的理论、经验,使同行得到借鉴,使孩子们多方面受益。这样的人物必然得到广大成年人与少儿读者的青睐。对陆红薇、于勇等新一代辅导员的刻画,又是从他们童心未泯的准青年时期写起的。所以,他们的言传身教、一举一动都更会令小读者感到亲切。曾长期从事少儿工作、年仅十七岁时就做教师、承担三十多所小学的总辅导员的孙云晓,深谱儿童心理,对辅导员工作的酸甜苦辣更有切身体会。在现实中为教育事业献身的人不计其数。作者着意塑造了他人涉笔较少的两代辅导员的形象,不只因为有丰厚的生活积淀,和喜得河南安阳的生动的原型,也因为他了解辅导员、少先队工作的深远意义。如此热情地为他们宣传、为少先队志史,在过去作品中几乎近于乌有。这不仅具有创新的意味,而且也必将鼓舞370万少先队辅导员和更多更多的人发扬红烛精神,把祖国第二代培养得更合乎要求,收到教育小说、儿童小说皆宜具有的思想、艺术效果。

  儿童形象虽未作为主要人物来刻画,但不论是刘澄宇、周征帆,还是赵丰收、范红梅都给人以深刻印象。从这些儿童形象中可以看出作者表现的重点,既不是常被报导的“三好生”,也不是影视中常写的“工读生”,而是顽皮淘气、不守纪律、智商低、学习差、身患残疾和一度流失的学生。对他们的塑造,不仅为儿童文学人物画廊补充了几种类型的儿童形象,也突出了作品的主题,增强了它的现实性与教育作用。因为这几种学生合起来为数不鲜,又常常是学校、少先队工作的“老大难”,能否解决得好,涉及到很大一批孩子的成长问题。作者紧紧抓住了“全童入队”之初的环境、条件,着力描述了在韩风震、陆红薇等的教育和精心的引导下,刘澄宇等克服了自卑感,建立了自尊心、自信心,终于抬起头来的转化过程,也着力描述了其它同学在帮助周征帆、赵丰收等的同时,培养起集体主义精神,学到了好的思想品质,使得“全童入队”变成了“全童提高”的过程。这就有力地凸现了少先队教育的重在“红领巾”及其间的自我教育的特点和少先队组织的威力与巨大教育功能。

  刘澄宇等儿童形象对广大同龄读者,尤其对与之有相近情况的小读者都有实际意义。这中间,最主要的是使他们知道如何改掉缺点、战胜困难,积极进取。简言之,就是作品所强调的:“激励他们抬起头做人”。

  在表现上,作者努力遵循现实主义原则,着力于人物及其生动事例的具体描述,比起刻意追求“内转”与“淡化”的某些作品来,更为真实、可感,对小读者也更具有可读性。小说中多种手法的结合运用,也使艺术
  形象更为鲜明,更符合孩子们的阅读情趣。

  就小说的艺术法则来严格要求,本篇的纪实色彩还嫌重,后部分的理论化的叙述也偏多。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文学的形象性与感染力。然而,艰不掩瑜,从整体看,还是成功的。尽管它的阅读对象主要的应是辅导员、教师等教育工作者以及家长,但对孩子也是有吸引力的,主要篇幅都能够为他们所喜闻乐见。(浦漫汀) 
  (摘自《儿童文学研究》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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