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云晓:书写秋天的童话

  90年代里,有两个都长着一副娃娃脸的作家引起人们的注意。一个是大名鼎鼎的王朔,他使做人间指南的“作家”光芒统统逸去,还写家码字人的面目;另一个是孙云晓,他以一篇令教育界、新闻舆论界沸沸扬扬的《夏令营中的较量》,将责任与使命感的桂冠又小心翼翼地重新戴在了作家的头上;两人无论戏谑还是正色,却都一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古道心肠。
  在此,笔者更欲提出的是平与不平都鸣的孙云晓。

  没有当过半天兵的云晓硬是懂得身先士卒,从没摆弄过足球偏令他“从娃娃抓起”。1972年,全民批孔未见遍地开花,时年17岁的孙云晓意气奋发赴青岛某少年宫执“辅导员”一职,从此踏进虎穴,至今侍弄教导虎子——此道确非坦途。
  也许是大孩子自己就没有把那年代的大道理完全弄懂,总之没有将“阶级斗争”一类对不谙之辈日日做语重心长。不知当时的领导是否对此满意,反正孩子王的热爱挚情换来了弟子们的拥戴信赖。孩子们眼瞅着他们的孙大圣,手中金箍棒幻化成笔,变化无穷落成一行行诗句、故事说给他们听。孙云晓面对着一个个纯洁的微笑和一双双期望的黑眼睛,成熟着自己的选择和信念。
  多年以后他们都说共同度过的这段时光真好,多年以后他们都说这段时光不算短也绝不算长。6年后孩子们送孙云晓登上了去北京的列车,心里充满与良师益友别离的伤感与惆怅。
  其实他们的孙老师并没有走远。
  京城的学习生活给孙云晓那支欢畅但仍显稚嫩的笔以新的硬度和光泽。学业结束后,他便进入了《中国少年报》,担任记者、编辑。在一个更广阔的空间里,孙云晓又回到了孩子中间。
  孙记者果然干得有滋有味,有声有色,不仅仅因为这是他的志趣专长职业所在,更意味着他充分意识到,在这块沃土上,从劳作耕耘播种到收获,还有很长的一段路。
  在报社,孙云晓勤奋的脚和笔都是有名的。走过了全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大量的人物专访、通讯报道和问题综述频频问世。孙云晓对此并不满足。多年的观察与感性认识逐渐上升为冷峻的理性审视,出现在社会生活中大量的令人困惑、不安,甚至愤懑不平的人和事在孙云晓心中碰撞,逼迫他从新的角度在更深层次上深刻反思,寻求答案。
  少儿的世界里并非都是阳光明媚。
  晴朗的天空下,绿茵茵的草地上充满欢乐和歌声。但一个几乎不被人注意的简单事实却引起了孙云晓的注意。他“发现”:从建国到1985年间,我国所树立的36个儿童榜样中,上山救火、下水救人、保卫集体财产因而受伤甚至牺牲的,比例相当大……,沉思中,他感到内心隐隐作痛与不安。
  英雄少年的感人事迹与精神固然应该唤起全社会的赞美、学习,但无论如何,这种提倡和树立标准也极易给接受教育者—主要是少年儿童带来某种暗示和鼓励,从而造成一定程度的误导和偏差。毕竟“英雄”们首先是孩子,是需要保护的未成年人,荣誉改变不了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悲剧性质。
  怀着深深的忧虑与责任感,孙云晓写下了“论树立少儿榜样的科学性”一论文,引起教育界及理论界的注意。它实际指出并否定了建国以来,教育体系中自觉不自觉形成、沿用的一些不科学的观念、标准。在80年代初、中期,唱出这种“不和谐音”是需要一定的自信和勇气的。论文后来在全国获奖,孙云晓初次“叩关”即见其实力。
  在以后的岁月里,孙云晓继续把目光投射到关乎少年儿童成长的更大的社会环境、教育体系中,抓住一些为人们司空见惯、被认作天经地义的现象和事件,将存在于其中的有关教育的种种陈旧观念及对孩子的摧残和伤害。“展示给众人看”。他在报告文学《“邪门大队长”的怨屈》中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次,孙云晓去河南某县的一所小学采访,学校为其推荐了一名非常模式化的好学生。问起该生有什么缺点,老师竟然说不出来。他不能相信一个12岁的孩子会没有缺点,于是又问是否有同学对她有意见。这次老师回答“当然有”,说出一个能在“鸡蛋里挑骨头”的顽皮大王。这样一个老师不喜欢,在班里常被奚落,甚至打击、羞辱的“顽皮大王”却引起了孙云晓的极大兴趣。通过接触,他发现“顽皮大王”具有很强的正义感,聪明有个性。于是他耐心地倾听了这个邪门大队长的怨屈。此篇报告文学触到我们教育思想的弊端,它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什么样的孩子是好孩子?”
  这是他的成名作。最终使孙云晓坚定了一个信念:采用报告文学这一文学形式,以其敏锐、真实和新闻性的特点,最直接地撷取生活中最有意味的片断,敢于见微知著并愿开天下之先、发“危言”灼见声音。
  自1981年发表第一篇少年报告文学开始,十余年来,孙云晓已完成了包括儿童长篇小说、报告文学、论文论著等200多万字作品;其中少年报告文学便占了一半篇幅、字数,并为他赢得“全国第二届优秀儿童文学奖”和“中国图书奖”两项国家大奖。由此可见,孙云晓的少儿报告文学已构成了他作品中最具震撼力和表现力的部分,在除旧布新的教育改革浪潮中,它无疑具有不可忽视的冲击力量。
  孙云晓用他的作品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门,他呈现给我们的少儿世界并不是想象的那般简单、单一,成人世界的种种眼花镜乱,在这里同样被折射出五颜六色的缤纷。他讲述着《少年巨人》的故事点点滴滴,在《16岁的思索》里并非都是《成功者的秘决》,源自于《青春社会场》的《一个少女和三千封来信》让你领略另一种真实的人生体验,历数着一件件《青春阶梯》里明暗交织的往事……
  虽然在孙云晓的报告文学和小说中还存在着作品精彩程度不均衡,有些略显粗糙,但从他整个创作趋向和艺术追求上,特别是从他具有的深入作品人物内心世界中的准确把握来看,毕竟是暇不掩玉。同时可以清晰地看出,孙云晓对于少儿世界的揭示与探索已逐渐背离那种传统叙述一写就是明星楷模的固有模式,着墨尽染之处已不再是排好队背着手等待检阅的千编一律的面孔,而是表现出具有强烈个性、观察与思考、呻吟与歌唱、独立意识与信赖心理共存的活生生的少儿画面。这种新的视角定位至少给我们提供了比较和选择的可能,使人们感受到了新鲜的气息。这抹浓重的色彩也引起了国外文坛的注意和兴趣。马来西亚一家报纸在《亚洲儿童文学家系列》专栏中,对孙云晓有这样的评论:“它(指作品)不再是一味赞美少年儿童,而是透过人物与事件,写出更具本质意义的思考,但这种思考已经不再是儿童式的,或仅限于少年生活的圈子,而是从人生、从社会、从生命等大视角来审视……,也许这样的探索才更接近少年报告文学的本色。”
  全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委员会、上海《少年文艺》编辑部、海燕出版社等单位在北京曾两度举办孙云晓作品研讨会。
  孙云晓深深地感动于这些社会各界的信任、理解和肯定。与此同时,他也感到了另一种沉重——这无形的压力来自于他自己,对于“一个总爱胡思乱想”的人,一个把重复自己树为痛苦的人,一个“不想让读者安宁的人”来说,他要求自己的作品更加成熟,以强烈的思想穿透力充分显示出冲锋陷阵的斗士风骨。
  于是,他带着挑剔而不是骄傲的眼神审视着自己走过的足迹,他渴望着完成新的突破与腾越。创造性的自我要求有时往往意味着面临否定和推翻自己的险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造成为必须。不知道孙云晓在做新的选择之前是否清楚这一点。
  1987年,度过9年记者生涯的孙云晓调入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所,后担任副所长、《少年儿童研究》杂志副主编。仿佛就像闯过急流险滩突然进入一片相对平缓的水面,孙云晓享受着少有的宁静,他在沉默中总结、积累。有一段时间,他没有写自己的书,而是看了很多别人的书。他深深地感到,如同教育问题不能也不是孤立的存在,同样的,中国教育在世界上也接受着影响和比较,这或许是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课题,最终他的视点落在了宏观的层面。
  世界的此强彼弱、武力的消长、贸易的角逐、科技的较量,最终都归结为一个教育的竞争,这个简单得像一个公式的道理,相信人人都会懂得。因而,当我们较之从前更加注意提高教师地位、生活工作条件,下大力气建立“希望工程”挽救失学儿童并取得一定成效的时候,发现希望距离现实依然很远。那么,我们是否需要对现行教育体制、观念、方式即我们“教育”本身的建设和变革提出更为深刻的反思和涉及实质的有力度的举措?要探索接近答案的途径,比较及通过实践来检验结果,不失为一条重要方法,可能还是一条捷径。
  孙云晓把比较和审视的焦点放在了我们的东邻日本,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在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失败后又重新崛起,还因为同我们有着相似的文化内涵和背景,一衣带水,具有更强的可比性和真实性。也许这个选择对他这个出生在那个历史上被该国数次占领蹂躏的滨海城市——青岛——的孩子,有着不难理解的必然。其实对于大都市有血性有出息的当代中国人,心里谁又不是淌着甲午海战、卢沟晓月和南京大屠杀的鲜血?
  现实提供给孙云晓一个考察的最好契机。
  1991、1992年,中日双方陆续举办了两届“海岛、草原探险夏令营”,他迅速赶到一些中方领导人、组织者、小营员那里进行采访,所得到的大量事实并经反复调查、核实后,孙云晓的心颤慄了。
  也许,有太多的人把夏令营中我方小队员暴露的实力差距看成是“正常的”,更多的人还不知道这竟是一场无声的对垒……
  孙云晓用渗透着最嘶哑冷峻的笔触,一气写出 《夏令营中的较量》、《微笑的挑战者——中日儿童夏令营纪实》、《隐患——中日儿童探险夏令营启示》等数篇文章,一时间在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引起强烈的震荡;它们和谐地成为一个整体,文章最后的那个巨大的问号和惊叹号,像逼视我们灵魂的一双眼睛,使人无处遁身。
  无疑,《较量》系列,标志着孙云晓儿童文学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达到了一个新的起点。
  首先刊于《少年儿童研究》杂志的《夏令营史上的一场变革》一文,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黄金时代》、《读者》、《报刊文摘》、《中国教育报》、《羊城晚报》等八十家广播、报刊宣传转载,中央中视台制成
  四集专题节目播出,全国刮起了一股“较量”旋风。那回荡在伟大祖国上空的“天空蓝不蓝?”“蓝!”的吼声,同样回荡在中国人的心里。一位从事了四十多年教育工作的退休老教师含着泪说:“惭愧呵,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惭愧的不单是这位可敬的老人。也许,更重要的是行动,而不是“清算”。
  但使孙云晓始料不及却又意料之中的是,他竟第一个成了一些人的“清算”对象,南方一教授甚至以诗鞭笞道“武后焉能贬牡丹”。对此,孙云晓只能在苦涩中品味着“入诗”的自豪,尽管这是两种不同观念思想体系下无完整意义的“交锋”,在最终回答澄清了要求“澄清事实”一方的发难之后,我们要告诉孙云晓——其实这绝不仅仅是他一个人——要走的路还长!毕竟,那“声音”虽然有些力薄,但确实存在过。
  行文至此,我们对孙云晓的探访将告一段落。也许细心的读者会问:在你的字里行间似乎更多地让我们领略了孙云晓的一部分阅历和创作,而缺少对他本人的直接描述。笔者以为,谈一个人,尤其是一个作家,难道最能说明本质的不是观其经历和言行(作品)吗?孙云晚也正是在其严肃而饱含激情的忧患意识,日趋成熟的表现手法和独特视角,崛起在报告文学作家的行列。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富于正义、负责和实在的个性。今后的道路更是未必平坦,要想“不重复自己”,“不想让读者安宁”,就必须准备承受更大痛苦,坚持大勇主义。这也使笔者想起前不久向他问及做为报告文学作家的感受时,一向沉稳敏行的孙云晓突然显出激动:“文学界都明白,报告文学是危险文学,越是揭示隐患越危险。因为隐患本身是危险的,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它具有毁灭性的力量,却又不容易被察觉;可我还是主张:锐气是报告文学的生命之气,假若谁能用事实证明我是杞人忧天,胡说八道,我将衷心感谢他。在民族命运面前,个人算什么?”
  提起童话,人们会认为那是写给孩子们读的,其实它也是给大人们看的。著名的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中,那个敢于说真话的孩子一下子道出了多少大人的尴尬,因而不知是否为当时所容,但却比“皇帝”更令人难忘。
  我们的时代需要更多的一针见血不再是雾里看花的真话。在收获的季节里,也许身为儿童文学作家的孙云晓又在书写新的秋天的童话。 

 
责任编辑: 有光 来源: 中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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