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云晓访谈录

  


  孙云晓,1955年2月出生,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曾写过《“邪门大队长”的冤屈》、《夏令营中的较量》、《冰山与花季》等深受少年朋友欢迎的作品。所以,我把他选作我第一个访谈的对象。
  章:您为中学生写了那么多书,您在中学时代就开始创作了吗?那时是否就有些名气?发展是否顺利?
  孙:我在中学时代毫无名气。非但如此,我还有一个贫穷而动荡不安的童年。
  我5岁丧母,小学三年级又碰上“文化大革分”,家难困难压住了一个孩子的梦想。我进入小学后,从未订过任何报刊,也没买过任何课外书,不知道安徒生和冰心是什么人。父母(继母)都是近乎文盲的工人,认为孩子能上学就行了,反正以后靠力气吃饭,多读书报有什么用?再说,家贫如洗,也没有钱。为了生存,我从9岁起就开始了谋生的劳动,如为工厂加工纸盒,上山割草、下海挖蛤蜊等等。
  我迷上文学纯属偶然。
  1967年的春天,正是“文革”乌云遮天蔽日之时,哥哥就读的那所技校的图书馆被砸了,一摞摞图书扔满了院子,准备付之一炬。16岁的哥哥趁无人看管,悄悄地挑了一书包背回家。在这颠倒一切的日子里,我一下子变成了一个读书狂,12岁的我读完了《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红岩》、《烈火金钢》、《风雷》、《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和《苦菜花》等一系列“禁书”。
  文学改变了我的生活,把我从黑暗中拯救了出来。稚嫩的心被艺术的美震撼了。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个神奇的、诱惑力极强的世界。那时间,平时说话结结巴巴的我居然变成了一个故事大王,给伙伴们讲完了《水浒》讲《三国演义》,讲了几个月还“且听下回分解”。此时,尽管报纸和广播里正批判丁玲的“一本书主义”,我却信奉了“一本书主义”。作家成了我心目中最崇拜的人。我梦想当一名作家、梦想也写出一部杰作,让人们津津有味地去阅读。这一朦胧志向的确立,对我的一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1969年,我从山东青岛市鞍山路小学毕业,进入了青岛16中学。初中的班主任梁吉寨老师,是位古文功底扎实的语文教师,梁老师曾成立了一个戏剧小组,试图鼓励我们搞一些创作。可是,由于基础太差,我们让老师失望了,但“创作”二字却从此刻在了我的脑子里。
  1971年初中毕业,我放弃了上高中的机会,开始在社会上闯荡——想学一学高尔基,当一个流浪儿,读社会大学。闲居在家的日子里,我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创作欲望已经像火山一样急欲喷发了。
  最初是诗歌迷惑了我。为了谋生,我要去工厂干临时工、要上山割草,但我会突然扔了镰刀写起诗来,会面对隆隆的机器发起呆来。我疯狂地写诗,有时一天写出十几首格律诗,连给朋友的信也用五言诗体。可是,缪斯并不肯轻易向我露出微笑。在夜校上文学创作课时,一位小有名气的诗人举着我的诗稿,不但贬得一无是处,还尖刻地嘲讽了一番。我记得那天天气很热,可我的心凉透了。 一个蓬头垢面的野孩子,闯到了文学圣殿的门前。他想献身于这座圣殿,哪怕被罚作苦役也心甘情愿,可是他却不知能否被接纳……
  文学发烧友的这段经历,使我对文学有了一种崇高感,这是最大的收获。因此,我得出一个结论,发烧友未必进得去文学圣殿,但进入文学圣殿的人必定是发烧友。
  章:您这段少年经历对今天的少年人来说恐怕是难以想象的,这里面涉及到了一个我感兴趣的问题。您谈到在您的少年时代,曾是一个文学发烧友,在现在的中学生朋友中,有一部分和当年的您一样,也是狂热的文学爱好者,可他们面临着高考的巨大压力,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种生存的压力。您怎么看待这些文学少年的两难处境?
  孙:长远来说,写作的能力也是一种生存能力。古往今来都不乏以写作为生的作家,如莫泊桑、巴尔扎克。所以说,以文学作为谋生之道,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章:这么说,您是很鼓励少年朋友热爱文学的喽?
  孙:我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我非常鼓励少年朋友去爱好文学。因为文学可以陶冶情操,增添美感,爱文学也就是爱生活。同时,写作是现代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大量阅读文学作品会使人对文字的感悟能力增强,从而提高写作能力。这对考大学也会有帮助的,也将有助于今后的发展。我要表达的第二个意思是,你尽可以去爱好文学,但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说,都不要指望以文学为业。文学这条路,是一条极其狭窄而且充满艰险的道路,比高考要窄得多。倘使你真想走这条路,首先要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是否真正具备从事文学创作的能力?其次是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要准备吃苦,要准备寂寞,要准备承受随着寂寞而来的仍然是不成功这样的结局。人活在社会上,应该有一个谋生的职业,毕竟,任何时候,生存都是首位的。可以说,几乎对所有的人来说,在最开始的时候都是没有能力将文学作为谋生的职业的。所以,我要对中学生朋友说,不要将爱好与学业对立,不要因爱好文学而影响其他的功课。中学时代是人的能量的准备和蓄积阶段,不要急着喷发,急着写大部头的东西,急着一举成名。即使你以后是要当个作家的,你的知识面也应该宽泛些,否则,文学上的发展也会受到制约的。
  章:像您,至今仍是一个业余作家。您现在担任《少年儿童研究》这本杂志的主编,您觉得您的工作对您的写作有帮助吗?
  孙:太有帮助了!我现在从事的工作是研究和编杂志,从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伦理学等方方面面对青少年进行研究,可以说,没有这些研究就没有我现在的作品。
  章:看来您和儿童文学真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在想,您这么魁伟的一个山东汉子,怎么会选择为孩子们写作这条路的?
  孙:这与个人经历有关。
  1972年秋,在做过短期的瓦工、电工、纸箱装订工和监狱看守之后,我进入了青岛师范学校短训班学习。短训班毕业后,我进了青岛市四方区少年宫,那年我17岁。
  也许,由于我本身就是孩子,几乎没有障碍地与孩子们融合在了一起。为了孩子,我几乎放弃了所有假日,与他们一起游戏,一起讲故事和朗诵诗,一起巡回演出。孩子的眼睛神奇无比,不仅善于审美、善于创造,而且善于净化大人的心灵。
  在少年宫的日子里,我写了大量儿童诗、故事和通讯报道。1974年我19岁那年5月,我的一首儿童诗在《青岛日报》发表了,并在青岛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爱好文学的人会理解,当你的作品第一次变成铅字,第一次大量印发,第一次从电波中传送,你该怎样神魂颠倒啊!
  直至今日,我仍感谢生活给予自己的厚爱与启示。197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被选派到北京学习。学习结束后,领导找我谈话,问我是否愿意留在北京工作,去大机关,或去中国少年报社。我不假思索地选择了去报社:一个热爱儿童文学的发烧友,怎么可能选择仕途而放弃写作呢?
  章:去了少年报社,您与少儿文学的缘份是越结越深了。而在少儿文学中,您独独选择了少年报告文学这一门类,能不能谈谈这其中的因由?
  孙:我很高兴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是我走向成功的关键环节,并为此付出了不少代价。
  每一个发烧友的头上,都有一个迷乱的星空,使你热血沸腾却又不知所向。1978年,当我来到报社,最大的梦想自然还是成为一名作家。可是,从哪儿入手呢?继续写诗吗?我似乎缺乏诗人的灵气;写小说应是正宗,可我又不是编故事的高手;写童话也不错,我的想象力不及他人……书到用时方恨少。在选择的十字路口上,我体验到了文学根基浅薄的痛苦,内心常常处于焦灼状态。
  自1980年开始,我选择了成为名记者的奋斗道路,并以少年报告文学为突破口。当时,尽管成人报告文学异军突起,轰动效应接踵而来,少年报告文学却是一条寂寞的小路。我相信,任何一条小路都可以通向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少年题材更能震撼社会,更能引起全人类的共鸣。
  1979年底,我奉报社之命赴陕西宝鸡,采访小学生保护铁路的事迹。由于报社只要短文章,却又要求深入采访,自然剩下大量素材。于是,我写成了第一篇报告文学,题为《铁道小卫士》,发表在1980年第4期《儿童时代》杂志上。1981年春节,我又奉命去山东平度,采访该县实验小学学雷锋小组18年如一日照顾一位老人的事迹。与人合写的通讯《雷锋》、《华山顶上的年轻人》、《美的追求》等等,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这以后,我又陆续发表了许多作品,其中,报告文学《“邪门大队长”的冤屈》在《儿童文学》发表后,被《儿童文学选刊》放在卷首转载,配发了两篇评论,并提出“南刘北孙”之说,即少年报告文学创作南有刘保法北有孙云晓。1986年底,我的第一部少年报告文学作品集《少年巨人》,由海燕出版社出版。这是我的第一本书。1987年,我又出了个人专著《怎样做小记者》,此书被多家报刊列为小记者培训教材。1988年5月11日,“孙云晓少年报告文学作品讨论会”在北京举行,主办单位是全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委员会和上海《少年文艺》编辑部。
  我终于成功了!这成功的关键在于选择。
  章:您的报告文学《夏令营中的较量》发表后引起了极大的注目和广泛的争议,谈谈它怎么样?
  孙:我历来主张,锐气是报告文学的生命之气,报告文学是拳击运动。
  从事教育23年之久,我深知中国教育有进步之巨大,也深知中国教育弊端之严重。因此,1993年采访中日少年夏令营活动之后,我写出了《夏令营中的较量》,尖锐地提出了中国教育的危机。没料到,一石激起千重浪,此文被国内外几百家新闻媒介报道,引起一场全国性的教育论争。
  报喜不报忧是中国的顽症之一。《夏令营中的较量》把教育问题提到了国际竞争和民族输赢的高度,岂不是捅了马蜂窝?
  回想那些日子,正可谓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我愤怒过悲观过也慌乱过,但很快便平静起来从容起来甚至振奋起来。我想,《较量》的价值之一恰恰在于招致许多人恼怒,而实现其价值的关键途径,就是让恼怒者站出来直抒胸臆,因为这些代表性的思想是导致中国教育落后的重要基础。如今,这些思想显露出来,正可以论辩清楚,以推动中国教育的变革。《较量》揭示的危机客观存在,谁能掩饰得了?
  章:那么,您对目前我国的教育体制怎么看?
  孙;我们目前的教育是一种应试教育,一切围绕着高考的指挥棒转。它实行的是一种淘汰制度,让少部分人进入大学,大部分人成为失败者,我想这种教育制度也是终将要被淘汰的,由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
  章:在现行的教育制度下,您认为中国孩子该怎样去自我磨炼呢?
  孙:在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当嘉宾时,我谈了一个观点,即应在日常生活中自我磨炼。譬如,在家里在学校里都应尽一份责任,养成持之以恒的耐性,养成体谅别人的品性,养成善于合作的个性。换句话说,当你遇到困难和麻烦的时候,如果你能有一颗平常心从容处之,而不是惊慌失措怨天尤人,那么,你就自我磨炼到一定境界了。
  章:最后一个问题,您理想中的少年形象是怎样的?
  孙:身体棒棒的,心理很健康,有理想、有兴趣、有意志力。
  章: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章 红 整理     

 
责任编辑: 有光 来源: 《少年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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