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学之路 

  孙云晓  1955年生。山东青岛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为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少年儿童研究》杂志编审。他自称:“虽家境清贫,兴趣甚广,尤喜与大自然亲近,且时常做白日梦,因而成为作家。”作品多以中学生为题材,如长篇小说《握手在16岁》,报告文学集《16岁的思索》、《青春阶梯》等。一场《较量》风波,把他推进理论的漩涡。但他热爱的还是报告文学。“年过不惑惑更多,暗拜中学生为师,与青春相伴,与其同喜同悲。”这是他的心声。

  我的文学之路

  由于写过《青春阶梯》和《握手在16岁》等作品,我陆续收到几万封中学生朋友的来信。他们诉说各自奋斗的喜与忧,倾吐对世间万物的好恶,同时也向我询问了许多问题,诸如怎样走上文学之路、顽强的毅力与奋力拼搏是否就一定会成功等等。在这里,我愿回顾一下自己的文学之路,并回答中学生朋友的提问。我深深地知道,任何一个文学少年,都不可避免要在黑暗中摸索着走一段坎坷的路,甚至会在望不到边的沼泽中跋涉。但是,我仍虔诚地期望,自己的奋斗经历能给后来者留下一个小小的路标,使之尽量少走弯路。

  文学发烧友 
  南京的郭莹同学问我:“您为中学生写了那么多书,您在中学时代就开始创作了吗?那时是否就有些名气?发展是否顺利?”
  我在中学时代毫无名气。非但如此,我还有一个贫穷而动荡不安的童年。在1995年第9期的《中华儿女·海外版》作家直白专栏,我曾发表万字长文《渴望自然》,详细回忆了那段艰辛的岁月。中学生朋友若读了一定会大为惊讶,因为你们难以想像。
  我5岁丧母,小学三年级又碰上“文化大革命”,家难国难压住了一个孩子的梦想。我进入小学后,从未订过任何报刊,也没买过任何课外书,不知道安徒生和冰心是什么人。父母(继母)都是近乎文盲的工人,认为孩子能上学就行了,反正以后靠力气吃饭,多读书报有什么用?再说,家贫如洗,也没有钱。为了生存,我从9岁起就开始了谋生的劳动,如为工厂加工纸盒、上山割草、下海挖蛤蜊等等。

  我迷上文学纯属偶然。

  1967年的春天,正是“文革”乌云遮天蔽日之时,哥哥就读的那所技校的图书馆被砸了,一摞摞图书扔满了院子,准备付之一炬。16岁的哥哥趁无人看管,悄悄地挑了一书包背回家。在阴差阳错的日子里,我一下子变成了一个读书狂,12岁的少年读完了《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红岩》、《烈火金钢》、《风雷》、《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和《苦菜花》等一系列“禁书”。
  文学改变了我的生活,把我从黑暗中拯救了出来。稚嫩的心被艺术的美震撼了,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个神奇的诱惑力极强的世界。那时候,结结巴巴的我(从小口吃)居然变成了一个故事大王,给伙伴们讲完了《水浒》讲《三国演义》,讲了几个月还“且听下回分解”。此时,尽管报纸和广播里正批判丁玲的“一本书主义”,我却信奉了“一本书主义”。作家成了我心目中最崇拜的人。自然,我梦想当一名作家,梦想也写出一部杰作,让天下人津津有味地去阅读。这一朦胧志向的确立,对我的一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1969年,我从山东青岛市鞍山路小学毕业,进入了青岛十六中学。初中的班主任梁吉寨老师,是位古文功底扎实的语文教师,却常被调皮学生折腾得全身颤抖。梁老师曾成立了一个戏剧小组,试图鼓励我们搞一些创作。可是,由于基础太差,我们让老师失望了,但“创作”二字却从此刻在了我的脑子里。
  1971年初中毕业,因为在学校里学不到什么,我放弃了上高中的机会,开始在社会上闯荡——想学一学高尔基。流浪儿读社会大学。闲居在家的日子里,我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创作欲望已经像火山一样不能不爆发了,让我坐卧不宁。
  最初是诗歌迷惑了我。李白、杜甫、苏轼成了我最崇拜的人,郭沫若、贺敬之、郭小川、李瑛也让我奉若神明。虽然,为了谋生要去工厂干临时工,要上山野割草,但我会突然扔了镰刀写起诗来,会面对隆隆的机器发起呆来。我知道,自己的魂儿已被缪斯摄走了。我疯狂地写诗,有时一天写出十几首格律诗,连给朋友的信也用五言诗体。可是,缪斯并不肯轻易向我露出微笑。
  一天吃晚饭的时候,哥哥神秘地笑着说:“郭沫若给你来信了。”我的心一阵狂跳:莫非郭老看了我的作品?原来,哥哥见我四处投稿不中,开了一句玩笑。他一直不赞成我走文学的路,说是前景渺茫,吉凶难卜。
  在夜校上文学创作课时,一位小有名气的诗人举着我的诗槁,不但贬得一无是处,还尖刻地嘲讽了一番。那天很热,可我的心凉透了。
  一个蓬头垢面的野孩子,闯到了文学圣殿的门前。他的脚上有泥,走在光洁的大理石台阶上全身发抖,而金碧辉煌的圣殿又耀得他睁不开眼。他想献身于这座圣殿,哪怕被罚做苦役也心甘情愿,却不知能否被接纳……
  文学发烧友的这段经历,使我对文学有了一种崇高感,这是最大的收获。因此,我得出一个结论,发烧友未必进得去文学圣殿,但进入文学圣殿的人必定是发烧友。

  爱是第一推动力

  西安的齐立同学来信说:“我从中央电视台的第二起跑线节目中,看到了您做嘉宾的风采。我在想,这么一个魁伟的男子汉,怎么会选择了儿童文学呢?”
  我不敢说“魁伟”,但的确是一个山东汉子。说到与儿童文学的关系,首先与个人经历有关。
  1972年秋,在做过短期的瓦工、电工、纸箱装订工和监狱看守之后,我进入了青岛师范学校短训班学习。17岁,花季的年龄,不是和你们一样生机勃勃充满幻想吗?时光虽然短暂,却决定了我的人生之路,即为教育事业奋斗。当我走进青岛市四方区少年宫那栋米黄色的小楼,当我走进欢歌笑语的小弟弟小妹妹中间,一种强烈的直觉告诉我:这一辈子再也离不开孩子了。
  任何领域的发烧友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对追求的事物具有超人的敏感。因此,当我有机会管理少年宫的图书室,几乎翻遍了每一页书刊。那一本本纸页变黄又落满灰尘的图书,又一次燃起了我心头的文学圣火,而这是我进入儿童文学的起点。记得我从旧的《儿童文学》杂志读到小说《苦牛》,对作家胡景芳崇拜至极。如今,我已与胡景芳老师成了好朋友,依然有一份与众不同的情感索绕在心头。
  也许,由于我本身就是孩子,几乎没有障碍地与孩子们融合在了一起。为了孩子,我几乎放弃了所有假日,与他们一起游戏,一起讲故事和朗诵诗,一起巡回演出。孩子的眼睛神奇无比,不仅善于审美、善于创造,而且善于净化大人的心灵。他们当中出现一批杰出人才,如上海芭蕾舞团主要演员高娟敏、著名歌手江涛、青岛电视台小白帆艺术团团长李红毅等等。当然,那些没有成名的孩子,同样拥有辉煌的时刻。因此可以说,那是一段生命充满激情的美好时光,那是一段让我生出儿童文学翅膀的孕育历程。
  在少年宫的日子里,我写了大量儿童诗、故事和通讯报道。1974年我19岁,那年5月,我的一首儿童诗在《青岛日报》发表了,并在青岛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爱好文学的人会理解,当你的作品第一次变成铅字,第一次大量印发,第一次从电波中传送,你该怎样神魂颠倒啊!走在大街上,我感到每个人都是那么善良可爱,每座建筑都是那么合乎情理,连天上的云彩也变得赏心悦目。后来,《人民文学》杂志发表我的报告文学,中央电视台播出根据我作品改编的电视连续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播我的长篇小说,中国作家协会向我颁奖等等,我都没有像发表处女作那样激动。
  直至今日,我仍感谢生活给自己的厚爱与启示。197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被选派到北京学习。学习结束时,领导找我谈话,问我是否愿意留在北京工作,或去大机关工作,或去XX报社。我不假思索地选择了去报社:一个文学发烧友,怎么可能选择仕途而放弃写作呢?
  曾有人猜测,我能到北京工作,一定有特殊关系。刚到报社时,一位编辑悄悄问我:“你一个外地小伙子,凭什么关系进来的?”这话伤了我的自尊心,我忍着怒气故意对他说:“这关系太硬了!”那位编辑顿时刮目相看,急问:“谁?”“共产党!”说完,我拂袖而去。其实,我初来首都举目无亲,不要说没有特殊的私人关系,连一个认识的人也没有。平民子弟只有一个优势,那就是肯吃苦,肯顽强不屈地奋斗。
  记得是1980年夏天,著名翻译家和诗人任溶溶先生访日归来,在报社小住数日,由我负责照料。我读过任先生翻译的《古丽亚的道路》,对他的文笔很是敬佩。这位大作家毫无架子,风趣中透出对后辈的关怀。他鼓励我说:“小伙子,认准的路要拼到底,完全可以成为大作家,你们的条件多好啊!”在这位白发长者面前,我暗暗发着狠对自己说:“有这么好的条件,假若还搞不出名堂,只说明你无能!”

  成功在于选择

  曾有好几位文学少年问我:“我们很喜欢您的报告文学,也很想知道,您当初为什么选择了少年报告文学?”
  我很高兴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是我走向成功的关键环节,并为此付出了不少代价。
  每一个发烧友的头上,都有一个迷乱的星空,使你热血沸腾却又不知所向。1978年,当我来到报社,最大的梦想自然还是成为一名作家。可是,从哪儿入手呢?继续写诗吗?我似乎缺乏诗人的灵气;写小说应是正宗,可我又不是编故事的高手;写童话也不错,我的想像力不及他人……书到用时方恨少。在选择的十字路口上,我体验了文学根基浅薄的痛苦,内心常常处于焦灼状态。
  当时,旅游热在中国逐渐兴起。我到各地采访犹如鸟儿出笼,被大自然的旖旋风光深深陶醉,却买不到有关的图书。突然,编写旅游图书的念头跳了出来,这不是一个空白吗?这不是我的优势吗?于是,我旋风般地干了起来。每当忙完了一天的工作,我便钻进旧报纸堆里,搜集各类介绍名胜古迹和风土人情的资料,常常干到凌晨,累得头昏脑涨。中国太大了,资料太多了,我整理出几十本剪报,依然难以穷尽。这些资料怎么用呢?我陷入了困惑。
  一天,我陪友人去颐和园,在游览著名的长廊之时,突然被长廊那一幅幅历史故事画吸引住了。我想:假如把这些故事整理出来,不就是一本好书吗?归来后,我马上跑到中国旅游出版社,向编辑谈了我的构想。编辑对此选题很感兴趣,支持我考证和编写长廊故事,并建议我把那些画拍下来做故事插图。于是,我开始奋斗起来,常常跑颐和园,长时间凝视长廊的绘画……
  然而,我的本职工作毕竟是新闻写作与编辑。虽说我的稿子发表率挺高,但有时被老编辑改来涂去,心里也不是滋味;该自己独立完成的任务,为何给别人添麻烦?愧疚之中,我暂时放下了长廊故事,捧起了一本本新闻理论和佳作选编,并虚心拜老编辑为师。说来也奇了,由于潜心钻研,那一段时光,我的采编业务水平大为长进,屡屡受到同事们的赞扬。
  甘蔗没有两头甜。有消息传来,北京大学一些人已经搞出了长廊故事书稿,我的选题受到强劲的竞争。在挑战面前,我冷静地分析了进退得失。北京大学的人所以能快速干成,既有专业优势又有群体优势,而这恰恰是我的劣势。我悟出一个道理;对于一个肯奋斗的人来说,成功在于选择。成功在于选择了最适合自己的事情,失败在于选择了最不适合自己的事情。那么,什么是最适合我的事情呢?很显然,喜欢孩子,了解孩子,并有大量机会接近孩子,是我的最大优势。用文学之笔描绘当代孩子的风貌,探索人的成长与教育,则是我的最大潜力。我何必舍近求远,与别人抢饭吃呢?想明白这些之后,我的心平静下来,整个生活也变得轻松、自然、和谐起来。
  不久,《颐和园长廊故事集》出版了。国家旅游局组织编写的《中国名胜辞典》,新华社组织编写的《世界名胜词典》也相继出版了。当我收藏这些工具书时,心中自有别人没有的滋味,但更暗暗庆幸自己迷途知返。试想,假若我执迷不悟,一拼到底,将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
  自1980年开始,我选择了成为名记者的奋斗道路,并以少年报告文学为突破口。当时,尽管成人报告文学异军突起,轰动效应接踵而来,少年报告文学却是一条寂寞的小路。我相信,任何一条小路都可以通向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少年题材更能震撼社会,更能引起全人类的共鸣。
  记不清多少次了,我总是感慨地对年轻朋友说,能将业余爱好与本职工作结合起来的人,是特别幸福的人,而我常常感到幸福的秘密即出于此。
  1979年底,我奉报社之命赴陕西宝鸡,采访小学生保护铁路的事迹。由于报社只要短文章,却又要求深入采访,自然剩下大量素材。于是,我写了第一篇报告文学,题为《铁道小卫士》,发表在1980年第4期《儿童时代》杂志上。1981年春节,我又奉命去山东平度,采访该县实验小学学雷锋小组18年如一日照顾一位老人的事迹。3人合写的通讯《“雷锋来我家18年了”》,荣获1981年全国好新闻奖。尔后,我又将丰富的素材写成了报告文学《心愿》,发表在《儿童文学》1981年7月号上。《心愿》比《铁道小卫士》成熟一些,更符合报告文学创作的要求。因此,我将《心愿》视为自己的报告文学处女作。
  可以不夸张地说,如果不选择少年报告文学,我也许会在远离成功之路的地方久久徘徊,直至消磨尽全部灵气。

  上帝在考验我们

  黑龙江佳木斯市的夏雨同学来信问:“我从很多地方都读到您的作品,真羡慕您的一帆风顺。可是,我也酷爱文学,为什么就那么艰难呢?当然,这有水平问题,但是不是还因为我这个人天生不顺呢?”
  显然,夏雨不了解我的创作经历。其实,每个成功者的背后,都有一堆坎坷的故事。
  我选择了少年报告文学之后,一两年间便推出了系列作品,如《一个台湾水兵在大陆》、《华山顶上的年轻人》、《美的追求》等等;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意想不到的麻烦也随之而来。
  1982年5月,我在《北京晚报》发表了一篇人物通讯,写的是红领巾摄影记者王瑶。随后,又发表了写王瑶的报告文学《美的追求》。尽管是业余时间来访和写作,居然有人发起了对我的攻击,甚至还进行秘密调查。奇怪的是,报社也由此大做文章,连续数次召开大小会议,对我进行全面批判。给我定的罪名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名利思想”、“吃里扒外”、“把一条活鱼拿到自由市场卖了”、“思想深处有肮脏的东西”等等,这件事发生在1982年初冬季节。我一边挨批判一边暗自纳闷:都是什么年代了,怎么又听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声音?假若,我不是牺牲了业余时间去采访和写作,而是去打麻将或逛公园,也许不会有任何麻烦。可是,那就是“无产阶级集体主义”吗?那样的思想就有了高尚的东西吗?当然,也有些同志是诚心帮助我,我表示了谢意。我在大会发言时说:“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我会写出更好的作品,实现成为一个名记者和名作家的梦想!”
  当时,曾有朋友劝我顶住压力,千万别就此搁笔。我心里也很清楚:经过这次批判,我已是没有退路了,必须背水一战,必须取得成功。否则,这一辈子白活了,也对不住那些挖空心思批判我的人。
  为了充实自己的力量,1983年秋天,我争取到了脱产两年上学的珍贵机会。在那两年里,我潜心读书,读了各类书籍1400余册,思考了许多问题。听说报社有改革之意,我写去21条建议.结果是泥牛入海无消息。我想,没有别的希望了,只有靠作品杀出一条生路吧。
  1985年返回报社之后,我发表了许多作品,其中。报告文学《“邪门大队长”的冤屈》在《儿童文学》发表后,被《儿童文学选刊》放在卷首转载,配发了两篇评论,并提出“南刘北孙”之说,即少年报告文学创作南有刘保法北有孙云晓。1986年底,我的第一部少年报告文学作品集《少年巨人》,由海燕出版社出版。这是我的第一本书。1987年,我又出版了个人专著《怎样做小记者》,此书被多家报刊列为小记者培训教材。1988年5月11日,“孙云晓少年报告文学作品讨论会”在北京举行,主办单位是全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委员会和上海《少年文艺》编辑部。
  开作品讨论会,对于一个刚刚步入文坛的年轻作家来说,这也许可以说是一个辉煌的时刻。可是。对我来说,那却是煌感时分。站在文化部那间简朴而雅致的会议室里,我恍若梦中。会议组织者已在忙着安排座位和接待签名,摄影记者在抓紧调试镜头。再过半个多小时,我的作品讨论会就要开始了,可在我的感觉里,讨论会开始的时间似乎还非常遥远,甚至是无期的或根本就不会开始。
  实际上,那天的讨论会非常成功,而且是北京历史上第一次专门讨论少年报告文学的会议。
  著名报告文学家理由在发言中说:“文艺界历来是文人相轻。报告文学在搞纯文学的人眼里是亚流文学,儿童文学也是亚流文学,再去搞儿童文学的报告文学,就成了次亚流文学,是被文学爱情忽略了的一个角落。然而,孙云晓是用现代意识,而且是怀着一片冰心写少年报告文学,这就是他为什么成功的原因。”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吴继路则从三个方面谈了他的研究:“第一,孙云晓这几年来的创作,对少年报告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第二,孙云晓的创作着眼于新人性格,这种执著地探索,对整个少年报告文学的创作都是有意义的。第三,他的报告文学有明快清畅的特点,近年的作品更显露出一种格调:他把自己置于所描述表现的人物、事件氛围之中,与人物同化共喜、休戚相关……”
  也是在1988年,我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圆了少年时代的作家梦。一帆风顺只是幻想。虽然,我已离开了报社,但至今感谢1982年初冬的那几轮批判。因此,当我将第一本书送给报社时,我写下一句话:“没有报社,就没有这本书。”

  向自己挑战

  河北的王莉同学来信说:“我看了很多杰出人物的故事,他们常常自找苦吃,从不满足,对自己又特别严格,我觉得没这个必要,何必过得这么苦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的回答是:幸福是一种独自的体验。对于杰出人物来说,往往会视苦为乐,失去了奋斗也就失去了生命。这也是我的深切感觉。
  当我写报告文学取得成功之时,一切都顺利极了,约稿应接不暇,出书也是举手之劳。但是,我却困惑起来:创作须具有独创性并不断提高,岂可一个模式大量复制?为了提高自己,也为实现少年时代的梦想,我决定向自己挑战,进行长篇小说创作的尝试。
  一个从未发表过小说的人,一下子进入长篇小说的创作,其难度可想而知。但是,写报告文学的成功给了我自信,我相信自己能写出独具特色的长篇小说。
  1989年春天,我去四川采写了小英雄赖宁的事迹,使之成为全国各族少年儿童学习的榜样。可是,我并不满意,因为赖宁的人格特点没有充分表现出来,也没有被深刻认识。因此,我决定写一部长篇小说。当时,已经听说一位经验丰富的小说作家在写赖宁的长篇小说,有朋友劝我放弃创作计划,以免写不过人家丢面子。我摇摇头拒绝了。我说:“在大渡河边采访时,我已经与赖宁有过心灵对话了,我对他的理解是特别的。我不写他,谁能写好他?”
  为了写好赖宁,我几乎读遍了他读过的书,跑遍了北京的地质博物馆和自然博物馆,连各种松树松针数量的差别也弄得一清二楚。就这样,我写出了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赖宁的世界》,由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我在该书的后记中写道:
  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作品呢?坦率地说,创作这部作品是为了实现我的一个梦:淋漓尽致地表现一个中国男孩子的世界,一个充满雄性气息的世界。一个具有高气质、高追求的世界……
  《赖宁的世界》出版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说连播节目中播出,并被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改为4集电视剧,还获得了“飞天奖”。对我来说,这部作品成功的特殊意义,在于打开了小说创作之门,给了我一个更广阔的艺术天地。
  自《赖宁的世界》开始,我先后发表了《孩子,抬起头》、《握手在16岁》及《金猴小队》等4部长篇小说。其中,《金猴小队》改为8集电视剧,剧本在全国儿童电影电视动画片剧本征集评奖活动中荣获一等奖,并由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作为重点剧目拍摄,不久即可与观众见面。
  说句心里话,成功在于选择,成功在于敢向自己挑战。如果我没有报告文学创作为基础,是无法进入小说世界的;如果我缺乏向自己挑战的勇气,纵然有报告文学创作的基础,依旧进入不了小说世界。那样的生活又有什么快乐可言呢?又怎能谈得上满足二字?
  世界的魅力之一在于无止境。

  文学是一颗博大的爱心

  山东青岛市的孙琦同学来信说:“听说报告文学是危险文学,您干嘛还坚持写报告文学呢?您写中日少年《夏令营中的较量》惹了不少麻烦,也引起广泛的争论,您认为中国孩子该怎样自我磨炼呢?”
  孙琦说的是实情,报告文学的确是危险文学,十几年的创作实践使我感触颇深。我历来主张,锐气是报告文学的生命之气,报告文学是拳击运动。可是,你的锐气触动了谁,谁肯罢休?而任何问题不触及又算什么报告文学?
  从事教育23年之久,我深知中国教育进步之巨大,也深知中国教育弊端之严重。因此,1993年采访中日少年夏令营活动之后,我写出了《夏令营中的较量》,尖锐地提出了中国教育的危机。没料到,一石激起千重浪。此文被国内外几百家新闻媒介报道,引起一场全国性的教育论争。
  报喜不报忧是中国的顽症之一。《夏令营中的较量》把教育问题提到了国际竞争和民族输赢的高度,岂不是捅了马蜂窝?果然,一位大人物出来讲话了,批判我“长日本人志气,灭中国人威风”。1994年3月,某报以整版篇幅发表全面否定《较量》文章,并十几处点名批判我,文革味道甚浓。随之,一些报刊又转载批判我的文章,把我说成“汉奸”、“骗子”。一位老教授还发表一首批判我的诗歌,骂我“没心肝”、“闭门造车”。批判者认为,中国目前的教育“是空前良好的教育(包括德智体美)”,而孙云晓企图否定中国的教育。也有些中学生朋友对我不满,说我“背叛了中学生”,“讲中学生坏话”。
  回想那些日子,正可谓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我愤怒过悲观过也慌乱过,但很快便平静下来从容起来甚至振奋起来。我想,《较量》的价值之一恰恰在于招致许多人恼怒,而实现其价值的关键途径,就是让恼怒者站出来直抒胸臆,因为这些代表性的思想是导致中国教育落后的重要基础。如今,这些思想显露出来,正可以论辩清楚,以推动中国教育的变革。至于我个人受攻击算不了什么。中学生的不满不过是误解而且。《较量》揭示的危机客观存在,家家户户都不难感受到,谁能掩饰得了?我为民族揭示隐患,何罪之有?
  为了澄清事实,深化讨论,我在《中国教育报》等报刊发表两万多字反驳文章,并应邀到26个城市做讲演。当这场大讨论持续两年之后,我又主编了近40万字的《较量备忘录》一书,由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全面记录了这一重要事件的始末。
  孙琦同学问“中国孩子该怎样自我磨炼”?近日,在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做嘉宾时,我谈了一个观点,即应在日常生活中自我磨炼。譬如,在家里在学校里都应尽一份责任,养成持之以恒的耐性,养成体谅别人的品性、养成善于合作的个性。换句话说,当你遇到困难和麻烦的时候,如果你能有一颗平常心从容处之,而不是惊慌失措怨天尤人,那么,你就自我磨炼到一定境界了。
  至于说到坚持写危险文学,也不过是一种责任感罢了,而责任感的背后是一颗博大的爱心,这正是文学的真谛。
  我的青少年时代在青岛度过,非常熟悉一首家乡儿歌:
  大海大海我问你,
  你为什么这样蓝?
  大海唱着回答我,
  我的怀里抱着天。
  我时常吟诵这首护身符似的儿歌,就像读一部命运圣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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