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感觉与狂言

  我如同一个闯入文学圣地的野孩子,心虽忐忑却拗劲甚足。让我大为惊奇的是,我发觉我脚上的泥巴,与这片圣地上最芬芳的花朵有着和谐而密切的天然联系。

  记得,那是1981年夏天开始的一段经历。我怀着挚情与梦想。把《华山顶上的年轻人》和《小熊进城》寄给《少年文艺》。未料到《少年文艺》的编辑们比我梦想的还要热情,不仅相继发表了这两篇报告文学,还接连来信鼓励我写下去。这两篇东西算不上杰作,但对我来说,它们却是有超出杰作的意义,因为它使我找到了自己。从此,我便在这片既是沃土又是荒地的少年报告文学领域专心致志地耕耘越来。

  如果说,在我刚刚走上创作之路的时候,《少年文艺》给我的最大帮助,坚定了我的信心;那么,在我创作上取得一些成绩的时候,《少年文艺》给我的最大帮助是促使我不断突破。我悟出一理:有些时候,编辑提出严格要求,让你修改提高对作者的帮助更大。受到读者欢迎的《相信自己的眼睛》,是修改了好长时间才得以发表的。因此,每想到这个,我的笔便不敢马虎。

  去年5月,《少年文艺》联合全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委员会在京举行我的少年报告文学作品讨论会。我觉得,这是一次难得的专家集体会诊,是对我的创作更切实的帮助。可以说,《少年文艺》于我如摇篮。

  我常想,《少年文艺》对我这般厚爱,为的是什么呢?编辑老师及到会的作家们语重心长的话可视作明示:“我们希望你在少年报告文学创作这条路上坚持走下去。”其实,我很早就认定,少年报告文学已融进了我的生命。

  少年报告文学呈现崛起之势,这固然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我要说,已问世的少年报告文学,确实还没有多少值得夸耀的珍品。浅浮之作的不必去谈,即便有些乍看上去尖锐深刻的作品,究其实仍处于生活的表层状态。一句活:没根。

  与我们笔上的世界截然相反,当代孩子生活得十分艰难。他们常常在神圣的爱的名义下,遭受各种旧观念和专制势力的摧残。他们象囚犯一样,很多自由都失去了,可悲的是他们早不认为那些自由应当属于自己。由于稚嫩,由于不会保护自己甚至不会诉说伤情,他们有着比成人更深的苦痛。

  少年报告文学自然应具有美的魅力,但它同时更应成为替孩子呐喊的文学,它应在除旧布新中具有冲击的力量。让孩子看到一个真实的世界和严峻的人生,击碎那虚幻的粉饰的美,去感受那虽然残破却坚实存在的美。

  当然,孩子并非只是歌颂的对象。生活告诉我们,孩子身上同样可以出现丑恶的残忍的东西,孩子们自己制造的悲剧与冤案绝不比成年人少。因此,对他们身上的假、丑、恶同样应予以抨击。只是注意锋芒所向是剖析和鞭挞假、丑、恶,而不是连孩子一起击倒。

  总之,少年报告文学应将自己的根子,深深地扎向生活的底层。这样,才有可能做到与当代少年手挽手昂着头前进。

  这样说来,无疑给少年报告文学作者提出了十分苛刻的要求。我在同刘厚明老师对话时曾感慨地说过,如果不敢做生活的斗士,就无法从事报告文学的创作,而这斗士绝非堂吉何德式的人物,他应当是一位具有哲人素质的艺术家。

  报告文学是危险文学,更是困难文学,惟其险与难,愈显其珍和贵。

  我这个人一向自信,而且是常常过于自信,成败皆与此相关,但至今不思悔改。譬如,我有一个很高的奢求:少年报告文学不仅具有文学的、美学的价值,还应当具有教育学的、心理学的以及史学的价值。一个人终生奋斗自己所喜爱的事业,虽然也许会惨败于奋斗途中,但与那些连尝试一下都不敢的人相比,他是幸福的,因为他尝到了奋斗的滋味。不是说,不以成败论英雄吗?

  我选择了少年报告文学。尽管有位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告诉我,有人认为少年报告文学是“次亚流文学”,是“被文学爱情忽略了的一个角落。”

  我发现,少年报告文学有着极其丰厚的资源和极其广阔的天地,足以施展一切手段。当然,也可以说它是“一个角落”。

  任何角落不都可以通向世界吗? (孙云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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