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忘却的厚爱

  1989年4月30日,我从四川大渡河边采访回京。进家门便得到厚明老师不幸逝世的讣告。天哪!我迟归了一天,连向老师告别的机会也永远地没了!

  厚明老师是我文学创造道路的引路人。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1981年全国青联五届二次会议期间。当时,我虽然做了几年中国少年报记者,也开始写报告文学,但尚处于摸门阶段。因此,见到这位著名作家简直如见了亲人一样。在一次会议的空闲时间里,我鼓起勇气问他构思的经验,他和蔼地微笑着说:“你的脑子里至少应装着三、四十个故事,譬如一些世界文学名著中的精彩细节。然后经常琢磨借鉴,慢慢便会上路了。”

  很少有人相信,我竟是个生性腼腆之人。虽然,我十分渴望名师的指点,但又唯恐耽误人家的时间而对人家毫无益处。所以,尽管曾与刘心武、理由、陈祖芬等名作家同住一个居民区,我从未去打搅过。因此,与厚明老师虽然认识了,我也没有再去拜访,只是在心里激励自己:等你写出一批好作品,再去请教才有资格呢。

  1986年初,海燕出版社决定为我出版第一部报告文学集《少年巨人》时,我登门拜访厚明老师,与他商量能否为这本书做序。我来的很不巧,当时他正在病中,又刚刚婉言谢绝几家出版社的约稿。但是,他知道我这是出版第一部作品集,便欣然答应下来。事后,有朋友责怪我不懂事,说请名家做序应自己先拟个稿,人家在上面圈点一番就是很大的面子了。我的确不懂这其中的奥秘,执拗地认为,请名家做序不就为得到名家的指点吗?约一个月后,厚明老师打电话通知我去取写好的序言。我见到序言心头一阵热,因为他不但做了颇有见地的分析,而且抄写得工工整整。他还热情地留我一起吃饭,边吃边讨论一些创作问题。这篇序言在同年6月1日《中国青年报》发表,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

  此后,我与厚明老师的交往日渐多了真情。《少年巨人》出版后。他对我说:“每个作家都应该先在某个领域站住脚,你就坚持写少年报告文学吧。”他还对我提出了点建议:“第一,《少年巨人》以写人为主,可以再写一些以事件为主的报告文学;第二,过去的创作从社会、政治、教育方面想得比较多,今后还可以从审美的方面多想一些,如你写的《天趣》,写出孩子的天然之趣就很好;第三,要学习一点古文,古文底子厚了,语言功夫自然会好。”

  在他的鼓励下,我的创作一直没有放松,但也常有一些困惑。记得有一次与他谈起了如何看待儿童文学的教育性问题,他激动地说:“这是个老问题了,其实道理很清楚,给孩子看的东西怎可能没有教育性,问题是应该有什么样的教育性?不是说教,而是影响!创作时从教育的目的出发不好,但你可以用艺术的手法表现某种思想或感受,让小读者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影响。有些作品孩子看着好玩,那也是好作品。”这些话对我是有启发的。

  可以说,自《少年巨人》之后,尤其自《“邪门大队长”的冤屈》开始,我的创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先后写出了《给一个山村女孩的信》等成熟的作品,并且开始了全景式少年报告文学创作的尝试,写出6万多字的《青春社会--当代中学生社团生活纪实》并获奖。厚明老师对这些作品都给予关注,指点我争取实现更大的突破。

  1988年春天,上海《少年文艺》编辑部决定来北京举办我的作品讨论会。这可以说是北京历史上第一次专门讨论一个人的少年报告文学作品的会议。我听到这个消息,既为《少年文艺》编辑部的信任与期望所深深感动,也觉得有些心理压力。惶惶之中又去找厚明老师。他一听当即表示说:“这是件很好的事嘛,儿童文学别人不重视,咱们自己还能不重视?”在中国作品儿童文学委员会首次会议上,他提议与《少年文艺》联合举办这次讨论会,得到众委员的赞同。后来,因为其它一些情况,改由全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委员会与《少年文艺》举办了这次讨论会。

  厚明老师亲自主持了讨论会,他首先发言说:“孙云晓的作品我是比较注意的,他的作品已引起文学界的重视。在我与他的多次接触中,总感到他是有追求的。可他对自己的优势劣势认识不很清楚。因此,这个会对他来说很及时的。有这么多名家帮他分析作品,一定会使他真正找到自己的路,并且不断超越自己。这个作用对于一个正值创作旺年的作家的影响是深远的。”

  我知道,他和《少年文艺》编辑的心情一样,既是向文学界介绍我,更是想切实地帮助我提高。这次讨论会是成功的。会后,他还与我专门进行了深入地探讨,其结果就是发表在1988年6月2日《文学报》上的文学对话,题目是《少年报告文学的困惑与突破》。其中,许多见解对我几乎具有永久性的意义。讨论会的发言摘要在1989年第3期《儿童文学研究》上刊出。读者不难看出厚明老师和众多名家对一个青年作家的厚爱。

  这次会上,厚明老师关于“多写少年儿童成长中的艰难曲折”观点,以及钱刚、理由、肖复兴、张飙、曹文轩等人对旧教育观念的抨击,给了我深刻地印象。

  我做了9年中国少年报记者之后,调入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少年研究所,编学术性刊物《少年儿童研究》。所以,对厚明老师的见解大感兴趣,当即约定尊重人性为题,对他进行专访。他兴致勃勃地答应了,说再系统地想一想。没料到,未及采访,他竟与世长辞了!

  我想,他的骤然去世与他的拼命精神和火热性格有关。1986年10月,他曾因突发心肌梗塞住院,被抢救过来。我去医院看他时,他神态稍有恢复,躺在病床上还忙着与女儿交待编《北京地区儿童文学优秀作品选》的事。

  他到文化部上任不久,我曾担心地说:“您一从政,又是那么个八面来风的部门,创作时间会少多了。”他叹了口气,笑着说:“自己写不成,就多为大家办点事吧。”他爱人也甚担忧,说:“人家有的很会当官,既有实权又不出力。厚明可好,干起工作来拼命一样。”我完全相信谷老师的话,因为从我的亲身经历中,不已经足足感受到厚明老师那颗火热而永远年轻的心吗?

  我的作品讨论会不久,他主动与《儿童文学》主编王一明老师一起,介绍我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这是我创作生涯中一件极为神圣的事情。

  后来,各方面向我约稿甚多,而我这人的弱点之一是不会说“不”字,因此写得有些疲倦,特别渴望能静下心来读书和到各地走一走。当我告诉厚明老师,近来接连写出几部书稿,但心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失落感。他听了提醒我说:“出了名的青年作家最容易招这种事。但对青年作家来说,注重提高自身的素质是特别重要的事。不管谁来约稿,能写多少,适合写多少就写多少,切不可变成造机器。粗制滥造,哪还有艺术可言?”

  这是他对我的最后忠告,一个值得终生铭记的忠告!我一个热血汉子不会辜负老师的厚爱的,我会在这条崎岖的山路上走下去的。

  我又看到了厚明老师的微笑。     

 

  1989年5月29日于北京 (孙云晓)

 
责任编辑: 有光 来源: 中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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