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被摘掉红领巾

  有人说,我们这一代是喝“狼奶”长大的,意思是指在10年动乱中度过了童年期或青春期。依我看,说这代人吃“杂合面”长大的更为准确一些,因为我们既当过少先队员又当过红小兵,既当过红卫兵又入过共青团,经历奇特而复杂。不过,最令人难忘还是童年的生活。

  如果你观看中国地图便会发现,整个山东半岛就象一峰黄色的骆驼,正伸长脖子向黄海饮水,而它脖子下拴驼铃的地方,是一颗璀璨的明珠-青岛。这就是我的家乡。我在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整整生活了23年。

  我的家住在四方区与崂山县交界的地方。

  小时候,我常到山上逮鸟、粘知了或捉蟋蟀,也拜师练了一段小虎燕和二龙叉等长拳。休息的时候,我喜欢站在山顶远眺。向西可以望见大海和轮船,向东可以望见蓝色的浮山,向南则可以望见信号山和殖民地时代留下的大片洋楼,这自然激起我不尽的遐想。

  1962年的秋天,已经7岁半的我进了青岛鞍山路小学。从此,我每天沿着一条田间小路上学、放学。学校显然也是占了一片农田建造起来的,只有一座三层大楼和一个操场。在那个简陋的操场上,我第一次观看了少先队发展新队员的仪式。那鲜红的红领巾与洁白的衬衣,还有激动人心的队鼓队号,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梦想着自己也能戴上红领巾。

  不过,我有些自卑,不大敢相信自己也能与红领巾有缘。当时,除了入队条件很严格之外,我有两个特殊困难。首先,我的家里很贫穷(虽说我长大后当过9年《中国少年报》记者,而童年却没有钱订这份报纸)。为了生存,我很小便开始劳动。譬如,上山割草,背回来晒干当引火草用;到秋收过的红薯田里翻土,寻找农民漏掉的小红薯;在家里帮父母糊纸盒;冬天到各处的垃圾堆里捡白菜疙瘩,回来喂长毛兔等等。试想,一个站在垃圾堆上的男孩子,望着花枝招展、无忧无虑的同伴,他还有多少自信心呢?其次,我从小顽皮惯了,整日迷于打鸟和赶海,要不就弹蛋赢玻璃球、赢杏核、赢纸牌--游戏中的小小赌博。由于这两个原因,我常常觉得自己与别的孩子是不一样的:人家干净、文雅、老师喜欢,我脏、粗野、老师不喜欢。

  让我感动的是,少先队干部们有一颗爱心,一直关心我的进步。有一年夏天,中队长杨薇到我家来了。这对我简直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啊!杨薇是个文静的女孩子,穿着白衬衣花裙子,样子像个小天使。可是,我却飞快地躲了起来。当时,我正穿着小背心、小裤衩,坐在泥地上与伙伴们赢杏核呢,这副模样怎么见神气的中队长呢?中队长与我妈妈讲了一番让我争取入队的事--这是妈妈后来告诉我的。我偷偷目送那位小天使远去,入队的信心大了起来。几天后,亲威送给我一套彩色卡片,这对我绝对是从未有过的珍贵礼物,可我却毫不犹豫地全部送给杨薇。在那一瞬间,我感到一种醉人的幸福,因为她甜甜地笑了。

  1965年“六一”儿童节的时候,10岁的我终于戴上了红领巾。我清楚地记得操场临时搭起的主席台前,大队辅导员李老师为我佩戴红领巾。她圆圆的脸,戴一副白边眼镜,慈祥地望着我。我头一回靠队旗那么近,第一次体验了庄严和神圣。那时,假如让我去为少先队而死,我也绝不会含糊的。长大后,我才明白,加入少先队会在一个孩子心上打下多么深的烙印!

  戴上红领巾,我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好孩子。凡是少先队交给任务,我都特别认真去完全。我还参加了红领巾合唱团,去市少年宫演出过呢。

  可我万万没有想到,入队不到一年,竟被班主任兼中队辅导员的徐老师摘掉了红领巾!

  我知道,“罪状”有两条。

  为了安全,学校严禁我们到水库游泳。可是我不仅去水库里游,还去大水井里游,甚至为了向小伙伴们炫耀本领,敢潜入井底摸一把泥上来。伙伴们“共同作案”,自然无人泄密。可有一次,被女同学发现了,而且我们居然全都光着屁股!那天中午,我们在农田包围中的一座水库游泳,为了不让家长发现湿裤衩,也为了游得轻快,再说周围也没有女人,我们脱得一丝不挂。不料,突然有个青年要沉底了,大喊“救命”。我们一听,拼命朝他游去。少先队员岂能见死不救?可也怪了,越紧张越游得慢,这时,岸上的人全都大喊“救命”。喊声惊动了远处公路上的人们,纷纷朝水库奔来。那位青年获救了,有人正为他做人工呼吸。我们从未见过这场面,也从人缝中朝里看,直到那青年被送走了。这时,邻班的两个女同学冲着我们在叫:“不要脸!”、“羞死了!”我们一愣,这才反应过来,竟然忘了自己光着屁股!于是“扑嗵”“扑嗵”地跳入水中,羞得扎一个猛子,潜游出很远很远。为这件事,徐老师在班上警告了我们。

  男孩子最恨告密的人。因此,我们决定报复一下邻班的女同学。鞍山路小学的学生放学后,一路向西走,一路向东走,还有一路向北走。我们已侦察清楚,那两个女同学是向北走的,恰好经过一条田间小道。一天雨后,我们捉了许多癞蛤蟆,远远瞧见那两个女同学走来,便匆匆地用把癞蛤蟆埋在路上。那两个女同学走到这里,见一个个小土堆也好奇起来,用脚踢着玩或踩着玩。这一下,中了我们的计谋,那些癞蛤蟆乱蹦乱跳,吓得女孩子魂飞魄散,哭叫着逃走了。我们几个男孩子则扬眉吐气,哈哈大笑。

  不用猜,女孩子又告了状。当天下午,徐老师脸色铁青,把我们几个男队员叫上台去,狠狠地摘下了每人的红领巾。那时,我还不懂什么叫民主,也不懂老师无权摘队员的红领巾,反倒觉得该受点惩罚,一点儿不恨老师。只是回家后,屁股上挨了父亲两脚。父亲很严厉,从不准儿子闯祸的。

  然而,真正的灾难已经悄悄降临了。从“文革”开始到1971年初中毕业,我一直没有机会再佩戴红领巾。倒是在典型的政治工具--红小兵组织里,跟着大人去居民家里见鸟放鸟见鱼摔鱼,象机器人一样做了些荒唐事。但是,我入队的那条红领巾却始终珍藏着,放在家中唯一属于我的小小角落里。

  说来也惭愧,我的那条红领巾早就破旧了。男孩子在一起什么不是玩具啊!我们用红领巾蒙住眼睛捉人玩,用红领巾绑住手和腿做瘸子游戏,爬山时用红领巾做攀登路线的标志,赶海时用红领巾彼此联络……因此,红领巾的三个角已不成角了,长度也大大缩短了。可是,它在我心中是神圣的,是有生命的,它使我的童年有了阳光。纵然再经历黑暗,心中也是怀有希望的。

  20年过去了,我却永远忘不了大队辅导员那亲切期待的目光。她曾在一次故事会上,鼓励我们多读书,还鼓励我们勇敢地写作。因此,在仇恨艺术的“文革”中,我居然做起了作家梦,心中丝毫没有犯罪感,反倒充满了自豪。从17岁参加工作至今21年了,我一直做儿童工作。先做6年区总辅导员,又做9年《中国少年报》记者,现在又做中国青少年中心少年研究所副所长,兼《少年儿童研究》副主编。在这同时,我实现童年的作家梦,向读者奉献出20多本书。其中,直接为少先队写的有《英雄少年赖宁》和《金猴小队》。特别令我欣慰的是,我在著名的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韩凤珍生前写出了以他为主人公的长篇少先队教育小说《孩子,抬起头》。我曾对韩凤珍说:“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有这本书。”

  38岁的生命告诉我一个答案:不论你怎样甘愿为少先队事业献身,你所得到的总比你付出的多,因为有1亿3千万少先队员和370万辅导员在无私地支持着你。(孙云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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