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报告文学的采访与创作

  非虚构文学的影响超过虚构文学,成为当今世界的文学新潮流。在当代中国的文坛上,报告文学比小说、诗歌拥有更多的读者,这几乎是每个有文化的中国人都可以感受到的。
  与此大趋势相关,少年报告文学的迅速崛起,也成为当代儿童文学领域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刊登报告文学,早已成为少年儿童报刊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中,也把报告文学列为与小说、童话、诗歌等并肩而立的文学门类。在儿童文学为数不多的评论里,评少年报告文学的文章正逐步增多。
  当然,对少年报告文学的出现,反应最为强烈的是少年读者。这是为什么呢?
  北京师范学院副教授吴继路对此有专门研究。他认为,从儿童阶段进入青春期的少年阶段,最重要的心理现象是“自我意识”的强化。“自我意识”的发展标志他们结束了童年,他们逐步产生了思考问题的浓厚兴趣,热衷于争论和思想交流,甚至在探索真实的人生方面也表现出极其严肃的态度。这一特征体现在对文学作品的需求上,就表现出他们不满足于童年时期十分吸引他们的新奇、热闹、有趣和开心。虽然文学作品的这些特点对他们仍然有魅力,但他们却更倾心能促使他们思考的、能点燃思想之火的题材,感念那些为他们的思考、争辩提供材料的作者。而报告文学恰好可以从本身的优长之处,对准少年读者的口径,将文体特征与接受者的特征统一和谐起来。
  同报告文学的整体特色相一致,少年报告文学固然有其文学的属性,但它并不以情节的奇特、故事的曲折来吸引读者,它震撼人心的力量在于,作者能以敏锐的眼光和真知灼见,从现实生活中发现有深刻意义的思想,并敢于且善于见微知著,提出种种推动现实生活前进的新问题,在除旧布新的改革浪潮中始终具有冲击生活的力量。
  以上对少年报告文学的基本特点做了简要介绍,下面拟结合本人十年来的创作实践,探索一下少年报告文学采访与创作的规律,其中重点谈采访艺术。在我看来,报告文学创作的关键是采访。
  报告文学与其它文学样式有一个最重要的区别,就是不仅艺术上要真实,所用的素材本身也必须真实。因此,报告文学创作的首要问题是采访问题,报告文学的艺术首先是采访的艺术。没有成功的采访,决不会有成功的报告文学作品。因此,高明的报告文学作家,把主要的力量用于采访,而笨拙的报告文学作家,则把主要的力量用于写作。
  采访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它的基本构成包括选择角度、思想透视、获取素材诸方面。采访又是作者整体水平的第一次亮相。在一定意义上说,采访水平决定作品的水平。譬如,你的观念陈旧,采访中就会视某些新观念为异端,那么,你写成的作品必定是观念陈旧之作。再譬如,你不懂少年心理学,采访中就不能准确把握谈话的真实程度和深浅程度,作品也就难免貌似真实的虚假。
  十年来,我出版了3部少年报告文学集《少年巨人》、《16岁的思索》和《成功者的秘诀》,还发麦4部中篇报告文学《青春社会场——当代中学生社团生活纪实》、《一个少女和三千封来信》、《成功在于选择--当代职业高中学生心态录》、《英雄少年赖宁》(又名《不灭的火炬》)。此外,我创作的《赖宁的世界》和《孩子抬起头》两部长篇小说,也有极强的纪实色彩。可以说,我尝遍了采访的酸甜苦辣。经过反复琢磨,我总结出少年报告文学采访的6个原则:观点要新,开掘要深;犯难攻坚,敢冒风险;尊重孩子,平等相处;随机应变,顺势而成;立体采访,力求准确;长期积累,偶尔得之。

  (一)视点要新,开掘要深

  采访艺术首先是发现和选择的艺术,而题材与观点角度选择的成功,常常是报告文学作品成功的第一要素。
  著名作家刘厚明生前曾为我的第一部报告文学集《少年巨人》作序,他指出:“报告文学是写真人真事的,我以为其创作特点在于‘发现’二字。在浩瀚的生活之海里,哪一朵浪花值得撷取,这全靠作者独具慧眼的‘发现’。”凡是有过报告文学创作实践的人,都会信服这一点的。
  以《“邪门大队长”的冤屈》为例,其采访过程很典型说明了视点角度的选择至关重要。1985年底,我奉命去河南某县为一所小学发奖。发奖前后尚有些闲暇时间,我便想采访一个少年人物。校长马上向我介绍起该校的少先队大队长,一位连年的“三好学生”。班主任提起这个女孩,更是赞不绝口。我问这个女孩有什么缺点,校长和班主任意表示我不出来。世上难道有没缺点的孩子?我不信,继续追问:“全班就没有人对她有意见?”这一次,班主任没摇头,说:“调皮大王赵幼新,给人提意见能提到骨头缝里去,他说XXX木马跳不过去,老师不能再包庇她了。”有个同学告诉我,老师因为讨厌赵幼新,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邪门大队长”。
  这一来,两个人物站到了我的面前:一个是臂戴三道杠的少先队大队长,一个是头顶调皮大王帽子的“邪门大队长”。我选择哪一个呢?经过初步采访,我发现这位少先队大队长的确是个极规范的学生,但按照教育改革的方向来看,这规范未必都那么科学,而那位“邪门大队长”身上,具有鲜明的个性,是个不合某些所谓规范的犟种,他的遭遇让人强烈地感受到新型素质发展的艰难。我想,如果把“邪门大队长”的遭遇充分揭示出来,促使教育界惊醒,即使写得不那么精彩,也比写模式化的小模范更有价值。因为,我毕竟是在一条布满荆棘的荒地上,开出一条小小的路,这路虽然又窄又不平,但走的人多子就会把路拓宽、铺好的。于是,我投入全部力量采访了“邪门大队长”以及他的同学、老师、爷爷等许多人。作品发表后,受到文学界的热情肯定,认为这是新时期具有转折意义的少年报告文学,并被《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专门介绍。
  题材与视点、角度的选择无疑是应予以高度重视的,但这不等于说,有了好的题材与角度就一定出好作品,这还要看你能否顺着这个角度深入开掘。涉浅水者得鱼虾,涉深水者得蛟龙,正说明这个道理。所谓深入开掘,关键是开掘出真正能表现事物本质的细节和思想。这个问题几乎在每一次采访中都会碰到,但又是最难攻克的堡垒。

  (二)犯难攻坚,敢冒风险

  我一向认为,锐气是报告文学的生命之气,因此,报告文学被称之为“危险的文学”。
  如果你的报告文学一味的歌功颂德,这危险度自然会大大减少,但这种作品的价值也变得低廉了。你若想做个没有争议的人,那就以平庸为代价吧。报告文学的特性是在除旧布新中具有冲击的力量。只要你敢于睁开双眼直面人生,只要你信仰真理这个上帝,你的笔触就难免与种种恶势力发生冲突。这样,危险就走近了你。即使批评的内容百分之百属实,受批评者也会全力以赴地与你较量。假若你批评的内容属实程度只占95%,那受批评者也许会同你玩命。然而,惟其艰难才愈显其珍贵。报告文学深得读者之心,正因为敢道实情敢讲真话。所以。报告文学的采访,在确定了崭新而有独特价值的角度之后,仍需具有犯难攻坚的冒险精神,才有成功的希望。
  文学是一项独创性的事业。只有宁肯坠入失败的深渊,也不去平庸俗套的大道上拥挤的人,才会最终获得成功。
  我一向敬重老一辈革命者,但我写的第一篇反映他们英雄事迹的报告文学,却是《流落红军》,一个让人痛心的故事。的确,这篇作品发表后,很多朋友都感受了强烈的刺激,欲忘不能,欲哭无泪。
  《流落红军》写的是一位因伤而流落在草地上的红军战士,全文侧重写他离队后半个世纪的艰苦生活。他现在的工作是看守烈士墓,可很少有人知道他曾是红军。他已年迈,却因收入微薄,不得不靠与人换工来挖草煤取暖。试问,谁听说过,当代中国有红军这样生活着?我写出这篇东西,有好多朋友替我担心,怕我因此招来麻烦。可我在作者手记中写道:“如果,我不写下这个故事,我将感到自己是个罪人。”在我看来,流落红军也是真正的英雄好汉,他们的苦难经历表明了生活的严酷,写出来对整个民族的反思有益。我之所以有勇气这样写,是因为它不是我的杜撰,而是半个世纪的客观存在。
  《流落红军》发表后,我读到新华社发表的一则电讯《全国十五万红军失散人员安度晚年》,电讯说:“据民政部调查,我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战争环境极为恶劣,不少红军战士失散民间,目前健在的尚有15万人。他们长期以来在政治上没有得到应有的荣誉,生活上没有得到妥善照顾,成为优抚工作中的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民政部在全面调查摸底的基础上,会同财政部联合发出了《关于妥善解决红军失散人员生活困难问题的通知》,并拨出专项经费,解决红军失散人员的生活困难问题。”
  我想,报告文学作家当然不会以打官司为荣(作家因此造成的损失,读者是难以估量的),聪明的办法是学会在法律许可的尺度之内‘大闹天宫’。因为,不敢犯难攻坚就没有报告文学,不敢冒险报告文学就难以发展,而没有法律意识则容易自己走上断头台。

  (三)尊重孩子,平等相处

  少年报告文学多数是成年人采访少年人写成的,那么,在采访过程中,报告文学作家应以什么身份出现呢?
  有些作家端着大人的架子,像君临某地恩赐小人一样,对着孩子们指指点点,岂不知等他们走后,他们却成了孩子们讥笑的对象。最傻的孩子也会以最省事的办法应付他们的。
  也有些作家怀揣一颗童心,绝不端什么架子,甚至干脆蹲在孩子们中间,以比孩子们还天真的态度与孩子们交谈。
  我觉得,采访少年人与采访成年人,几乎没有什么重大区别,最要紧的是始终保持真诚和平等的态度。对于这一点,少年们是极其敏感的。
  真诚,是指你要讲真心话,怎么想就怎么说出来,懂就说懂,不懂就说不懂,切不可卖弄什么,也不可遮掩自己的弱点。你做到这一点,孩子并不会瞧不起你,相反,他会觉得你值得信任。
  1985年夏天,我采访一位年仅10岁的电脑程序设计者。交谈不久,我坦率地告诉她:“我数学和物理知识一塌糊涂,从未摸过计算机,大概算是科盲了吧?”她笑着说:“准确地说,您是‘机盲’,不过可以扫盲啊。您教我写作,我教您学计算机。”我又问:“我如果不学计算机行么?”她回答:“当然也行,不过到21世纪,咱们国家科学技术先进了,很多人上班就用电子计算机,您不会怎么办?美国总统写信,只要表明个意思,一分钟内电脑就能编出好几封信。如果只会用手写,多慢呀,那将来非被淘汰不可,您说呢?”
  这天下午,我们一直谈到天黑,彼此成了知己朋友,可以说,我对她毫不隐讳自己的思想,谈得尽兴时几乎忘了是与个娃娃对话。可我谈那么多,她差不多都能理解,并不时地谈她的看法。例如,我问她:“你给中央首长做电脑表演紧张吗?”她说:“为什么要紧张呢?您就是总统或国家主席,也和普通人一样,都是人嘛,都在生活,只是职务和工作有点儿差别,这算得了什么。”她还告诉我:“下午有英模报告会,我没去,因为我听过一次了,还写了心得呢,再听是重复,没必要。明天去首都机场乘飞机,如果天突然下雨了,不能起飞,我就会感到非常遗憾,因为我一次也没坐过飞机。”
  这篇以《对话》为题的报告文学,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一些朋友读了都对这个女孩敢于讲话表示浓厚兴趣,问我用什么办法让其无拘无束深谈的,还有的问我是不是与那女孩非常熟悉?实际上,我与她只是头一回见面,也是第一次交谈。
  以心换心的交友原则,在成年人与少年人的交往中同样适用。
  孩子越大,平等的要求越强烈。因此,我在采访中首先使自己处于和被采访者平等的地位上。例如,采访前先用面谈、通信、电话或请人转告等方式,向被采访者讲清我的采访意图,请其自由决定是否接受采访。至于愿在何时何地用何种方式接受采访,也可以发表意见。每次采访完后,请其表示对稿件的处理意见,凡是被采访者提出不愿公开的内容,不论多么精彩也不擅自公开。
  应当说,少年是比较健谈的。由于电视和报刊的普及,少年人与成年人接受各种信息的来源趋于交汇状态。因此,两代人的话题界线也呈模糊状态。少年对成人的世界特别感兴趣,这为两代人的对话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不能否认,成人自然比少年成熟,更富有远见和洞察力。少年人的很多问题是需要得到成人指导的。但是,报告文学作家不宜充当牧师的角色,他更适合于以朋友的身份出现,与少年们共同探讨各种问题。因为,牧师的角色是训导人的,而一切为训导人所写的文学作品,都注定是失败的作品。
  尊重孩子,并与之平等相处,是走进孩子心灵大门的关键。

  (四)随机应变,顺势而成

  任何一部作品的最佳角度,一般都是在逐步深化过程中择定的。这过程有两个特别重要的环节,一是采访之前的酝酿,二是采访之后的形成,而以后者最终起决定作用。
  1986年秋,我去天津南开中学参观周恩来纪念馆时,看到校园的橱窗里贴着一些彩色照片,介绍该校学生李平立在国际数学奥林匹克比赛中荣获一等奖。并说他如何受周恩来的激励。当时,我就萌发了以此角度写报告文学的念头。经过好一番周折,我终于见到了李平立,可一交谈,内容极其平淡。他对周恩来自然是敬佩的,但对那次国际数学奥林匹克比赛中许多重要情节都忘掉了,而且他不认为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采访似乎陷入了僵局。
  李平立没有察觉我内心的焦虑,起劲地谈着自己的种种感觉。例如,登上国际领奖台时地激动不起来,并不觉得自己多么了不起;回国后,同学们对他的态度大变样,过去取笑他列特大式子解题方法笨的人,现在反过来说那时就觉得他水平高,可他却认为那人当时的批评是对的;他希望学生时代无名,安安静静读书,把底子打得厚实一些,等等。
  我猛然意识到,一个在国际比赛中获得优异成绩的学生,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时时都在执著地思索,这个角度不更有价值吗?我立即抓住这个角度,与他细致地展开探索。不久。我据此采访写成一篇题为《奇怪的感觉》的报告文学,发表后还被《儿童文学选刊》转载。
  《文艺报》评论我作品的一篇长文中,专门提到了这篇东西,说:“在《奇怪的感觉》里,作者怀着近乎钦佩的喜悦感情,记述了这位少年性格中可贵的另一侧面:他极清醒、冷静,有毫不掩饰自己真实感觉的赤诚,有献身科学的志向,为了打好学问的基础甘愿无名和沉默,这些不正是干事业、成大器所应具备的素质吗?作者以新鲜而强烈的敏感,把握了这位少年性格中最有价值的内核,给以直接的突出的展示,其根柢全在于作者对理想的新人性格的执意探求。”

  (五)立体采访,力求准确

  真实性是报告文学创作的最重要原则之一,它坚如磐石,不可动摇。我认为,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包括两个层次的含义:其一是具体材料的真实;其二是生活中的艺术真实。
  具体材料的真实较容易理解,有则有,无则无。但是,艺术真实就复杂多了。生活中有些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但它并非事物发展规律的真实反映,而是一种表面现象或假象。(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凡是存在的,都是真实的,是各种折光的混合体)譬如,北京某小学学生课间加餐喝豆浆的时候,一女生总让同学们先去盛,老师就表扬她先人后己。事后,有人问那女生为什么这样做,那女生说,最后盛的豆浆稠,营养丰富。假若,一个报告文学作者只根据老师的表扬,把这件事写了出来,这不是造成扭曲和虚假吗?当然,深刻一点分析,这种现象也是很真实的,它是真实的根上生出来的变色花。如果我们从这朵变色花入手,顺茎摸根,揭示出这真实的根上何以生出变色花来,这才是报告文学作者的功夫。
  现实生活中,好人不完全好,坏人不完全坏,是比比皆是的现象。进一步说开来,好人与坏人本身就是模糊概念。一个人既可以做好事,也可以做坏事。一个大家公认为高尚的人,有时也会做出卑鄙的事情;一个大家公认为卑鄙的人,有时也会有高尚的行为。这是一种深刻的曲折的真实。只有准确地把握了这一点,才会有科学意义和艺术意义相一致的真实性,也才能创作出真正的报告文学。
  达到准确的关键是获得真实可靠的材料。我的基本做法是立体采访,即不仅采访当事人,而且采访与其相关的人,不仅听被采访者的叙述,并查对有关的背景材料。
  例如,我写的报告文学《他是英雄吗?》,就是运用立体采访之法获取材料的。那次,我去无锡出差,偶尔得悉小学生贺珑拾金不昧引起的风波。当时,虽然只有不到半天的采访时间,我赶到学校后,并未直接采访贺珑本人,而是先请老师们详细介绍。老师们认为,贺珑是个勇敢的少先队员。可我见贺珑后,发现他很胆小,连话也不大敢讲。我想,一个敢跟骗子对证的孩子,平时竟然如此怯懦,这不是很有戏剧性吗?
  我又请来一些熟悉贺珑的同学,声明可以随便谈对贺珑的印象,只要说的事是真的就行。结果,这些同学谈了贺珑很多弱点,如吹牛、欺软怕硬等等,但他们对贺珑是不是英雄也争论不清。这样,我对贺珑的了解就比较客观和全面了。同时,我发现了一个更重要的角度,即普通孩子与英雄行为的关系,这不仅材料真实可靠,而且深化了主题。回过头来想,假若不是立体采访,而只听某一面之词,都极容易把贺珑写成另外的样子,写成一个变形的片面的贺珑。

  (六)长期积累,偶尔得之

  讲完前面5个原则,似乎给人一种感觉,报告文学创作是碰到什么写什么。从表面上看来的确如此,我写的许多报告文学,都是偶尔碰到的题材。但如果冷静地思索一下,则发现这偶然性里包含着必然性。概括一点说,人和事几乎都是偶然碰上的,创作思想则是长期积累的。
  1988年6月,在我的少年报告文学作品讨论会之后,《文学报》曾发表我与刘厚明老师的文学对话,我有一段话是:
  “如果不敢做生活的斗士,就无法从事报告文学的创作,而这斗士绝不是堂吉诃德式的人物,他应当是一位具有哲人素质的艺术家。”
  为什么强调哲人素质?就是因为能否深刻地认识生活,对报告文学乃至整个文学艺术的创作,都是至关重要的。采访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鉴别的过程,若缺乏思想家的目光,则会见美不觉其美,见丑不觉其丑,或者会见大雅视为小雅,见小雅误认作大雅,这都会引你入歧途。
  举一个创作的例子来说明。1987年10月,我应北京作协和《东方少年》编辑部之邀,去昌平参加创作研讨会。当时,我一直在苦苦思索中学生题材报告文学的突破问题,因为那一时期的作品虽有不少成功之处,但题材的偏狭与雷同,给人一种中学生等于早恋的印象,这是片面的,不符合实际状况的。会上,一位作家披露一个数字:据《中学生》杂志掌握的名单,全国中学生文学社团至少在5000个以上。
  这个信息使我的思想产生了一个无形的爆破,攻克了百思不得其解的难点。加上我已积累的许多信息资料,我顿悟到,渴望接触社会,锻炼才能,追求适应未来挑战的素质,这才是当代中学生生活的主旋律。于是,我集中两个月的时间,专门采访各类中学生社团,并收集了大量资料,然后写出一部6万字的报告文学《青春社会场——当代中学生社团生活纪实》。这篇作品发表后深受中学生欢迎,并获了大奖,同时被作家出版社收入选集《九个少女的自述》。
  我觉得,报告文学作家的头脑,应当像一部高效能的雷达。这“雷达”具有以下特点:(一)全天候,即除去睡觉以也容易进入作品。
  我写女中学生刘禹的两篇报告文学,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寻找最佳表现形式的重要。第一篇《漩涡里的自白》,用对话体;第二篇《16岁的思索》,用自述体。为什么非如此呢?因为这些素材的特点,是思想性大于故事性,没有多少戏剧性的情节,而是以新鲜的见解展示其破力,所以用对话和自述恰恰可以扬长避短。若改为第三人称,必然会使一些珍贵的思想散失。

  (二)敢于走进作品中去。

  一般来说,第一人称的作品更容易抓住读者,因为它具有亲切感和真实感,让人体验到身临其境的效果。同时,作者走进作品中去,会产生立体效应。如果,作者所思所想能代表读者所思所想,更会拨动读者的心弦,引起人们的共鸣。《“邪门大队长”的冤屈》和《相信自己的眼睛》两篇作品,都具有这种特点。当然,并非所有题材都适宜这样做。

  (三)多一点悬念与传奇。

  作家必须考虑到自己作品的读者对象。就少年儿童读者而言,喜欢悬念与传奇是其天性。因此,我们虽然完全可以使用淡淡的散文笔调,但最好多制造一些悬念。不妨故事性强一些,戏剧冲突多一些,让小读者一口气读到底。实际上,当代社会节奏已大大加快,创造了许多惊人的变化,这是我们可以充分利用的。在写作中,特别要注意开一个好头,即开头便激起孩子强烈的阅读欲望,这是作品成功的重要一步。

  (四)强烈的进攻意识。

  报告文学绝非饭后茶余的小玩艺儿,它是令人亢奋的号角,它是寒光闪闪的匕首。它的崇高使命是抨击假、丑、恶,是摧垮旧观念,呼唤新思想。因此,在报告文学的写作中,笔锋越犀利越好,要富有进攻性,而不宜过缓过柔。例如,我写《“差生”的绝招》,虽然只有2000字,又是写一群小学生,但在结尾处仍抓住一句要害的话,即这些渔民之子虽然人人有绝招,有理想,却被宣布为“差生”。为什么?就因为他们分数低。点破这一点,就抨击了教育偏见,提出了发人深省的问题。

  (五)让主人公多讲话。

  报告文学以它的纪实性区别于其它文体,又以纪实性成为历史的骄子。因此,在作品中应尽量多引用主人公的原始讲叙,这往往比作者的描绘更有价值。前者是历史,而后者只是对历史的评论。

  (六)可以渲染,但不能虚构。

  报告文学既有文学的属性,自然应当运用文学的手法。但是,它的创作特点更像根雕艺术,而不同于绘画艺术。只要符合事实,尽可以渲染、铺陈、绘声绘色,若越过事实这条界线,则等于把自己送上被告席。实际上,对于高明的报告文学作家来说,写实风格非但限制不了其天才的表现,反倒可以显示出独特的魅力。

  (七)运用多种写作手段。

  八十年代以来的报告文学创作,呈现出由写个体向写群体转变的趋势,这是时代变化决定的。写群体比写个体,更容易加大信息量,更便于表现措综复杂的时代特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写个体没价值了,而是仅写个体已经远远不够了。此外,还可以纵横交叉,写系列报告文学,写跟踪式报告文学。
  总之,文学创作的十八般武艺,均可以用于报告文学的创作。少年报告文学这片沃土之上,必将开放出绚丽多彩的花朵,从而使儿童文学这座百花园更加迷人。(孙云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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