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云晓自白

渴望自然

  1995年的春天,《中华儿女》海外版的编辑邓莉娜约我写一篇作家直白。时值我刚过不惑之年,回首往事,感慨万千,决意写一篇掏心窝子的文字给自己和读者。该文发表于同年9月的《中华儿女》海外版。

 

 

 

  走过40年的人生里程,回头想想,我似乎只做了一件事,即走向自然。在我看来,自卑容易自信难而自然更难,因为自然是人生的非凡境界,自信不过是进入此境界的通行证。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我也没能完全走出自卑的阴影。40年里,自卑与自信那无休止的厮杀,给我内心世界极大的震撼,甚至使我相信,人的命运其实就是一部自卑与自信的搏斗史。

 

  长大以后,我常常反思,是什么使自己内心里深深的自卑?也许,第一位的原因是贫穷,而我们往往低估了生活窘迫对人的伤害

  有人说,我们这一代是喝"狼奶"长大的。不错,因为刚上小学3年级,便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从红小兵到红卫兵,实实在在喝了不少"狼奶"。

  譬如,跟着造反派去破"四旧",到居民家里见鸟放鸟,把金鱼、热带鱼捞出来摔死,古董、旧画统统砸烂烧光……如今回想起来,简直是一群小魔鬼!可在当时还自豪得不行。为了表达对毛主席的忠心,我居然忍着疼痛,在胸前捏出一个"忠"字,并赤裸着上身走在大街上。然而,这只是狂热浪潮驱使下的怪异行动,真正记得刻骨铭心的经历,依旧是根深蒂固的自卑情结。

  作为移民的后代,1955年2月8日,我出生在海滨名城青岛一间严重漏雨的危房之中。父亲记忆很深,说那是邻近田野的西吴家村390号内第2户。户权属于姓孟的人家。14岁即远离家乡进城谋生的父亲,比今日进城的农民还要处境艰难。母亲与父亲同村,20岁生下我哥哥,24岁生下我。一家4口人全靠父亲微薄的工资糊口,只能租一间10平方米的小屋勉强度日。

  说来伤心,我最初也最深的记忆是饥饿和母亲的早逝,这一切都发生在1960年。那一年我5岁,进了父亲所在工厂的幼儿园。印象最深的一是饥饿二是恐慌,说恐慌是因为阿姨吓唬我们,说窗外通向大海的河里有妖怪,谁不好好睡觉就吃了谁。当时,正碰上人祸天灾的困难时期。由于总吃不饱饭,我常常爬到槐树上捋叶子吃---槐花早被别人摘走了。那是棵碗口粗大的树,在幼儿园院子西侧斜斜地长着,所以我勉强能爬上去。

  在饥肠辘辘的日子里,祸不单行,年仅29岁的母亲因病也因为饥饿去世了。那是我第一次对死亡有了记忆,我跟随着父亲和哥哥,来到浮山脚下靠近姑姑庙的一座野山坡,埋葬了吃尽了苦的母亲。母亲之死撇下了1岁的妹妹、5岁的我和9岁的哥哥,而父亲也不过31岁。

  一个低收入的男人,带着3个幼小的孩子,那生活的窘迫和混乱可想而知。第2年,继母来了。继母是手艺人,会做衣服,又心地善良,待我们如亲娘一样。但是,家境清贫如旧。

  由于贫穷。我不满10岁便开始谋生的劳动。譬如,为工厂加工纸盒、上山割草、下海挖蛤蜊、饲养长毛兔等。最难忘的是寒冬里,长毛兔没草吃了,家里又买不起菜,只好让我去各处的垃圾站捡白菜疙瘩。我成了一个捡垃圾的孩子,蓬头垢面,破衣烂衫,哪儿脏哪儿去。当我与一些富家庭的孩子相遇时,当他们投来惊讶和鄙夷的目光时,我感到了一种沉重的压迫以至于无法反抗。

  由于贫穷,我不满10岁便开始体验生存的竞争。每到秋收的季节,我常常带着铁锹和布口袋,与小伙伴走上一二十里路,去"倒地瓜"。所谓"倒地瓜",就是当农民收过红薯之后,我们再去翻土寻找遗漏的红薯。由于常去并常收获,我简直迷上了"倒地瓜",那铁锹铲上地瓜的"咔嚓"声对于我就是最好的音乐。也许是怕饿疯了的城里人偷东西,人民公社的农民阻拦"倒地瓜",往往追得我们落荒而逃。那一瞬间的体验,使我深刻地明白了生存是多么艰难的事情。

  由于贫穷,我不满10岁便开始随母亲摆地摊。为了改善困境,母亲改做了一些旧衣服,趁赶庙会的日子出售。隐约记得,我与母亲蹲在熙熙攘攘的人群边等候买主。忽然,小贩们狼狈逃蹿,说是"工商"来了。母亲拽着我没命奔跑,跑得我魂飞魄散。我惊恐中夹着悲哀,悲哀自己是那么弱小,就像一只被追击的兔子,恨不能钻进地缝里去。

 

  一个捡垃圾的孩子,一个东躲西藏的孩子,一个自幼丧母的孩子,他能拒绝自卑的命运吗?

  如果说,物质的贫乏使我自惭形秽,那么,精神上的贫乏甚至让我惧怕美。童年唯一庆幸的是,大自然给了我安慰和启迪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发现,比贫穷更可怕的是无知,而无知又往往是自卑的深层原因。当我成为一名作家时,愈发感到童年在文化沙漠中跋涉的悲惨。如今,我家拥有7个书柜,尚盛不下收藏的书籍。为了女儿,一次买几百元的书也不心疼。因为我对无知深怀恐惧。

  如今,我是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并主编《少年儿童研究》杂志。我经常在讲学中谈到,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拥抱是其健康的保障,赞扬是其生命的阳光,而这正是我童年的深深遗憾。

  据父亲回忆,我出生不久,被放在一个大木箱里,等我撞坏了木箱出来便会走路了。自然,童年的我极少被拥抱过。我是在城乡之间的鞍山路小学读小学的。在小学校里,我似乎从未得到过表扬,倒是因为淘气被老师当众摘掉红领巾。因此,我不怎么喜欢学校。

  后来我明白了,像我这样的灰色儿童不可能讨老师喜爱。除了劳动和玩之外,几乎没有任何特长,学习成绩平平,穿戴土里土气,讲话还结结巴巴。60年代的校园是浪漫的。学校里有合唱团、舞蹈队、朗诵组和各种运动队,均与我无缘。我非但没有特长,也不订任何报刊,不买任何课外书,不知道安徒生和冰心是什么人。父母近乎文盲,认为孩子能上学就行了,反正以后靠力气吃饭,多读书报有什么用?再说,也根本没有钱。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儿子会当什么作家!全校也绝对没有一个人预料到,傻乎乎的孙云晓将来会去搞文学创作和教育研究。

  其实,我喜欢唱歌,暗暗崇拜教音乐的吕老师,吕老师是位中年女教师,牙齿很白,脸颊红红的,戴一副白色近视镜,一脸灿烂的微笑,给人圣洁的感觉。每次上音乐课,我都争着帮她抬风琴。记得有一回梦见有人向吕老师开枪,我便毫不犹豫地冲上去,挡住了子弹……梦醒之后,我都为自己感动。这样的梦境有好几次,平日里却不敢与吕老师讲一句话。

  爱美却又惧怕美,是我童年的痛苦。记得夏日里,我经常只穿短裤在地上,像泥猴子一样与伙伴玩赢杏核的游戏。一天下午,我们照旧玩耍。忽有人惊叫:"杨小敏(化名)来了!""来检查学习小组呢。"文静、秀丽的中队长杨小敏是班里一号明星人物,她肯到一个野男孩家里来,我非常激动,却又慌得不知所措,竟冲进一间小黑屋子躲了起来。事后,我总是感激杨小敏的好心。

  有一回,亲戚送了一套十分难得的画片,我的脑子连个弯儿也没打,理所当然知道它属于谁。第二天,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鼓起勇气冲到杨小敏面前,将全套画片塞进她手里,却什么话也没说就跑开了。假如杨小敏拒绝或询问,我真不知该有多么尴尬。谢天谢地,她什么话也没说,笑眯眯地接受了。

  几十年过去了,这一细节我一直难忘,后来才渐渐悟出来:从杨小敏身上,我头一回感到了女孩子的魅力。

  改变我命运的是两件事,即迷恋大自然和迷恋文学,而更本质的意义是开始走出自卑阴影,有了那么一点点自信

  "文革"动乱加剧后,学校停课了。在离开校园的日子里,我几乎天天出没于山林或海滨,而谋生成了我疯玩的最好理由。

  我常常与小伙伴们去赶海。每逢大潮的夜晚,我们便步行十几里,到落潮的海滩上挖蛤蜊。披星戴月归来,在父母欣慰的目光注视下,我将成堆的蛤蜊泡进水盆里,让它们吐净泥土。

  有时,我还一手提着哧哧喷火的嘎斯灯,一手握紧锋利无比的钢叉,踏着没膝的海水叉螃蟹和鱼。这些收获自然成了我们家的上等食品,也成了我童年生活少有的骄傲。

  我也常常与伙伴们上山。选择雨后的日子,挎上小竹篮,翻过姑姑庙后的山岗,钻进茂密的松树林。啊,那一朵朵蘑菇,金黄肥嫩,诱人之极。采完了蘑菇,又在溪水边采足了鲜红的野草莓,再逮上几只绿莹莹的大肚子蝈蝈,便开始爬山。

  我们像壁虎那样,贴着一块块陡峭的岩石,向浮山顶峰爬去。浮山岗是著名仙境崂山的余脉,天安门广场上那座人民英雄纪念碑巨大碑心花岗岩,便是从这里采集的。我们历经生死之险,征服了顶峰,豪气顿生,美美地野餐起来。

  当我站在高耸入云的山巅之上,竟萌发了生出双翅飞向远方的梦想。那种强烈的欲望,决定了我10年后浪迹天涯的选择。

 

  我不熟悉上帝,却信仰大自然,因为在那泯灭人性的岁月里,大自然保护了我,给我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恰巧在那浪漫的季节里,一个偶然的因素,使我痴痴地做起了不合时宜的文学梦!

  1966年的冬天,哥哥就读技校的那家工厂的图书馆被砸了,一摞摞图书扔满了院子,准备付之一炬。15岁的哥哥趁无人看管之时,悄悄地挑了一书包背回家。那情景,真好似高尔基描绘的---饥饿的人见了面包,我们哥俩扑上去狼吞虎咽。

  父母不识几个字,辨不清好书坏书,以为爱看书总是好事,从不表示反对。不过,他们知道保护孩子的眼睛,晚上瞧见我们躺在床上看书,便不由分说强令熄灯。哥哥懂点技术,弄来电池、电线和灯泡,做了一只人工手电。这样,我们就可以常常躲在被窝里看书了。

  阴差阳错的日子里,11岁的我读完了《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烈火金钢》、《风雷》、《红岩》、《林海雪原》、《青春之歌》、《苦菜花》等一系列"禁书"。有生以来,我还是头一回读这么多书呢。稚嫩的心被艺术的美震撼了,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个神奇的诱惑力极强的世界。

  那时间,结结巴巴的我居然变成了一个故事大王,给伙伴们讲完《水浒》讲《三国演义》,讲了几个月还"且听下回分解"。也许,这是我童年最值得骄傲的成功体验。

  自那时候起,书就成了我最好的朋友,我到处寻寻觅觅,凡是带字的纸都会引起我的兴趣。此时,尽管报纸和广播里正批判丁玲的"一本书主义",我却信奉了"一本书主义"。作家成了我心目中最崇拜的人。
  自然,我梦想当一名作家,梦想也写出一部杰作,让天下人津津有味地去阅读。这一朦胧志向的确立,对我的一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我信仰自然和文学,因为是自然和文学把我从黑暗中拯救出来。谈到文学创作上的收获,与其说靠才气所致,不如说靠自信所获

  如果说,我的生命有了一点点光采,那便是从热爱文学开始的。但是,正由于走上了文学之路,自卑与自信的搏斗,在我内心里常常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与小学时代的坎坷境遇不同,上了中学我开始走运,兴许与我博览群书有关。在青岛16中学,我从班长(那时狂学解放军,按军队编制叫排长)一直当到全年级18个班的连长,一时间似乎信心倍增,实际上自卑一天也没有离开过我。
  1971年初中毕业,16岁的少年告别校园,开始在社会上闯荡。我这才惊讶地发现,自己原来是离不开书和笔的。也许可以说,从离开校门的那一天起,我开始了真正的学习。

  最初是诗歌迷惑了我。李白、杜甫、苏轼成了我最崇拜的人,郭沫若、贺敬之、郭小川、李瑛也让我奉若神明。虽然,为了谋生要去工厂干临时工,要上山野割草,但我会突然扔了镰刀写起诗来,会面对隆隆的机器发起呆来。我知道,自己的魂儿已被缪斯摄走了。我疯狂地写诗,有时一天写出十几首格律诗,连给朋友的信也用五言诗体。可是,缪斯并不肯轻易向我露出微笑。

  一天吃晚饭的时候,哥哥神秘地笑着说;"郭沫若给你来信了。"我的心一阵狂跳:莫非郭老看了我的作品?原来,哥哥见我四处投稿不中,开了一句玩笑。他一直不赞成我走文学的路,说是前景渺茫,吉凶难卜。

  在夜校上文学创作课时,一位小有名气的诗人举着我的诗稿,不但贬得一无是处,还尖刻地嘲讽了一番。那天很热,可我的心凉透了。

  一个蓬头垢面的野孩子,闯到了文学圣殿的门前。他的脚上有泥,走在光洁的大理石台阶上全身发抖,而金碧辉煌的圣殿又耀得他睁不开眼。他想献身于这座圣殿,哪怕被罚做苦役也心甘情愿,却不知能否被接纳……

  在那些痛苦与幸福交织的日子里,自卑的情结使我格外敬服高尔基:他不是一个流浪儿吗?走着瞧吧,总有一天我会用我的作品震撼这个世界!这个念头很执拗。

  在某些情况下,自卑可以孕育出或反弹出一种与自己抗衡的力量,而由于压抑太重或封闭太久,这种力量一旦释放出来非常惊人。

  1972年12月,在做过短期的瓦工、电工、纸箱装订工和监狱看守之后,我被选送到青岛市师范学校短暂学习,结业后成为青岛四方区少年宫的一名教师。来成为著名歌星的江涛和著名舞蹈家的高娟敏等人,都是我们天天面对的学生。我曾几乎鼻子对鼻子地训斥淘气的江涛。那时,我17岁,血气方刚,热爱教育,仍是一个文学发烧友。

  水滴石穿,缪斯有情。1974年11月1日,我的一首儿童诗在《青岛日报》发表了,新年那一天还在青岛人民广播电台配乐播出。爱好文学的人会理解,当你的作品第一次变成铅字,第一次大量印发,第一次从电波中传送,你该怎样神魂颠倒啊!走在大街上,我感到每个人都是那么善良可爱,每座建筑都是那么合乎情理,连天上的云彩也变得赏心悦目。后来,《人民文学》杂志发表我的报告文学,中央电视台播出根据我作品改编的电视连续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播我的长篇小说,中国作家协会向我颁奖等等,我都没有像发表处女作那样激动。然而,成功的路似乎找到了,渐渐又迷失了,自信之舟重新倾覆在自卑之海。

  人生的发展是需要机遇的。1978年7月,我在共青团青岛市四方区委副书记的岗位上,被团市委推荐进入北京中央团校学习,成为文革后的第一期学员。这期间,最难忘的是近距离地听了胡耀邦、李瑞环等人的报告。63岁的胡耀邦披着一件普通的军大衣,在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报告厅的讲台上走来走去,激励我们做新长征的突击手。他说"有作为才会有地位",这句话让我终身难忘。

  从中央团校结业后,梦一样地进入了中国少年报社。仅有初中学历的平民子弟,开始了记者生涯,开始面对数不清的挑战。我的原名孙运孝,进京时改为孙云晓,勉励自己知晓天下。

  曾有人猜测,我能到北京工作,一定有特殊关系。刚到报社时,一位编辑悄悄问我:"你一个外地小伙子,凭什么关系进来的?"这话伤了我的自尊心,我忍着怒气故意对他说:"这关系太硬了!"那位编辑顿时刮目相看,急问:"谁?""共产党!"说完,我拂袖而去。
  其实,我初来首都举目无亲,不要说没有特殊的私人关系,连一个认识的人也没有。平民子弟只有一个优势,那就是肯吃苦,肯顽强不屈地奋斗。我暗暗发着狠对自己说:"有这么好的条件,假若还搞不出名堂,只说明你无能!"

  进报社之前,还有一个进中央机关的选择机会,当年同时结业的同学,如今厅局长成群,有的甚至当了副部长,但我永不后悔自己的选择。我愿意浪迹天涯,我要献身文学,这不是少年时代的梦想吗?

  已经拥有了某些自信的我,认定自己属于文学。虽然,学历低、见识少,我相信自己对生活有独特的视角与悟性,再加上一颗敢下地狱的心,足以写出一批好作品。

  我妻子是位日语翻译,北京大学毕业生,现任北京某旅游公司副总经理。1981年夏天,当我宣布准备结婚时,朋友们惊呼:"孙云晓你可真敢想,普通初中生找个北大的毕业生当老婆!"我回答:"实力不比学历强吗?走着瞧吧,10年后自有公论。"

  10年过去了,我出版了《握手在十六岁》、《金猴小队》等4部长篇小说,《16岁的思索》等多本报告文学,两次荣获"中国图书奖"和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并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圆了少年时代的作家梦。

  在许多人眼里,我是一个成功者。的确,取得了一些成功,增强了我的自信,但自卑的阴影还是时隐时现。

  1988年5月11日,"孙云晓少年报告文学作品讨论会"在京举行,主办单位是全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委员会和上海《少年文艺》编辑部。对于刚刚步入文坛的年轻作家来说,这也许可以说是一个辉煌的时刻。可是,对我来说,那却是惶惑时分。

  站在文化部那间简朴而雅致的会议室里,我恍若梦中。会议组织者已在忙着安排座位和接待签名,摄影记者在抓紧调试镜头。再过半个多小时,我的作品讨论会就要开始了,可在我的感觉里,讨论会开始的时间似乎还非常遥远,甚至是无期或根本就不会开始。

  老舍有句名言:北京的春风能把春天吹跑。5月11日正是个春天被春风吹跑的日子,飞沙走石,尘土蔽日。听着门窗辟叭作响,我心里深感内疚。本来,我就对自己的作品是否值得讨论屡屡怀疑,又碰上这么个鬼天气,又不请人吃饭连车马费也没有,却让那么多名家来受罪,越想越忐忑不安。不熟的果子吃起来涩嘴呀。天呐,我简直想逃之夭夭了!

  实际上,我是一个挺腼腆的人。站在文学圣殿门口的青年,谁不渴望得到名家的指点?可是,我与邓友梅、刘心武、理由、陈祖芬等名作家同住一个居民区多年,甚至常在散步时擦肩而过,却从未和他们攀谈过,更没有去叩门打扰。这样做也许是因为我虚荣,怕在高手面前暴露出自己的浅薄和无知,怕由于紧张而结结巴巴无地自容,这自然不是一个现代人的心态。但是,掩饰弱点的本能又安慰了自己:每位作家的时间都是十分宝贵的,你无权去浪费人家的生命;你若真想向他们学习,最好的途径是反复研读人家的作品。

  我正胡思乱想之际,会议室热闹起来。穿一双旅游鞋的理由躬腰签了名,风度翩翩的与众人打着招呼。白净温和、沉默寡言的钱钢穿一身便装,坐在椅子上与理由轻声聊天。萧复兴也来了,笑容可掬,举止洒脱。朱述新、曹文轩、庄之明、王路遥、傅溪鹏、张飙等30多位作家、评论家相继来到。穿牛仔上衣的著名作家刘厚明亲自主持会,说这是首都文学界的一次盛会……

  那一刻,我像被一颗博大的爱心融化了一般,似乎已经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

  我渴望走向自然,这自然境界并非原始之自然,而是经过大陶冶后的精神之自然,其特征当是天人合一,热爱生命,智勇安详,宠辱不惊 


  大海大海我问你,
  你为什么这样蓝?
  大海唱着回答我,
  我的怀里抱着天。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家乡儿歌,因为它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常常给我精神上的慰藉和启迪。同样,我也欣赏法国作家雨果的名言:"比海洋宽阔的是人的心胸。"这是人类走向自然与自由的豪迈宣言,也是心理健康的壮丽诗行。

  多少年来,只要有机会到海滨,我总忍不住要在礁石或沙滩上静坐几个时辰。望着涌向天际的海洋,自会感到生命何其辉煌,还有什么解不开的矛盾与烦恼?我庆幸自己在海边长大,熏陶出大海的性格,因而不惧怕压力,甚至骨子里喜欢迎接挑战。

  看我出了几十本书,不了解内情的人羡慕我一帆风顺,其实,在我的人生道路上,也曾有过数不清的坎坎坷坷。

  1988年秋,我带着一系列作品,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

  1987年冬天,我离开了中国少年报社,去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参与创办《少年儿童研究》杂志。当我写出了《夏令营中的较量》和《英雄少年赖宁》等有影响的作品,时常有记者问及我的创作经历,而我总是归功于9年的记者生活和后来的研究工作。
  如果提及1982年初冬因为写作而遭受的那几轮批判,我想,那是我开始走向成熟走向自然的标志。当时,有人批我是名利思想,有人批我是白专道路,还有人警告我是典型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我深感骄傲的是,狂风暴雨般的批判,没有使我低下头,却让我挺直了腰。也就是说,我比以前自然了许多。

  谈到自然,作家里面钱钟书、冰心可谓大师。1991年6月26日上午,我怀着朝圣般的心情,去冰心寓所采访了这位世纪老人。

  让我感到熟悉和亲切的是,冰心的童年也在黄海边度过,并一直喜欢大海。因此,我们的话题从海开始。我说:"您喜欢大海,还写过'我喜欢空阔高远的环境,我不怕寂寞,不怕静独,我愿意常将自己消失在空旷辽阔之中'。请谈谈这种心情对人的生命的意义好吗?"冰心回答:"这种磨炼的结果,使你不在乎别人的毁誉。别人赞美你,不特别高兴;别人诋毁你,也不特别难过。我自己认为对就做,别人批评得对也要听。"

  年近92周岁的冰心,穿一件豆青色的偏襟上衣,精神矍铄而又慈眉善目。论年龄,她比我祖母还大许多呢。我感慨地说:"你真可谓文坛老寿星。有些人四五十岁早逝,除去生理疾病外,心理因素也很重要。您说对吗?"冰心不假思索:"对""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丰富而复杂的生活,得以长寿的秘诀是什么呢?"听我问起这些,老人的结论是"顺其自然"。她说:"我经历的事情的确不少,反右、十年动乱等等。叫我下乡就下乡,叫我进干校就进干校,叫我种棉花就种棉花,逆来顺受。我认为是非总会清楚的,历史是人民写的,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听着冰心平静的话语,使我联想起了山岗间那潺潺的流水。水给人以柔和的印象,却拥有惊人的力量,滋润了万物,孕育了生机。如老子所说,天下之至柔,驰骋于天下之至坚。然而,她从不炫耀,也从不自卑,总是默默奔流于天地之间,成为永恒的生命方式。愚顽不化的我顿时茅塞顿开:这不就是自然之境界吗?

  人活在世上,只要不想平庸,随时都可能面对挑战

  1994年春天,我因为一篇3000字的报告文学作品《夏令营中的较量》(以下简称《较量》),被卷进了更大的漩涡之中。1982年在报社受批判,尚属几十人的内部影响,而这一次却牵扯到了国内外几百家新闻媒介,还引起国家主席、副总理和国务委员等国家领导的高度重视与评论。

  1993年11月,发行数百万册的《读者》杂志,全文转载了《较量》,即关于中日儿童草原探险夏令营的深度报道。由于我揭示了中国教育的严重危机,此文被传媒广为传播,尤其是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和中国教育报的系列报道,引发了罕见的社会大讨论。各界人士在讨论教育改革,又引发了冬令营、夏令营等教育实践活动的大变革,似乎希望就在眼前。

  不料,1994年3月,北京青年报以整版篇幅发表了全面否定《较量》的文章,并十几处点名批判我。随之,一些报刊又转载了批判文章,把我说成"往孩子身上泼水"的"骗子"。一位教授还发表一首批判我的诗歌,骂我"没心肝"、"闭门造车"。批判者认为,中国目前的教育"是空前良好的教育(包括德智体美)",而孙云晓企图否定中国的教育。

  回想那些日子,正可谓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我愤怒过悲观过也慌乱过,但很快便平静下来从容起来甚至振奋起来。我想,《较量》的价值之一恰恰在于招致许多人恼怒,而实现其价值的关键途径,就是让恼怒者站出来直抒胸臆,因为这些代表性的思想是导致中国教育落后的重要基础。至于我个人受攻击算不了什么。《较量》揭示的危机客观存在,家家户户都不难感受到,谁能掩饰得了?我为民族揭示隐患,何罪之有?所以,在压力最大的时候,我欣然接受一位女编辑的诚挚邀请,去歌舞厅痛痛快快跳了半天舞。

  为了澄清事实,深化讨论,我在《中国教育报》等报刊发表两万多字反驳文章,并应邀到几十个城市做讲演。我特别感谢国家教委的鼎力支持,他们给中央的调查报告证实了《较量》是真实的,讨论是必要的。当这场大讨论持续两年之后,我又主编了38万字的《较量备忘录》一书,全面记录了这一重要事件的始末。

  风暴渐渐平息下来,我又一次回到了故乡,又习惯地坐在黑红的礁石上看海。海依然那样碧蓝,那样幽深,那样神秘,那样辽阔。大海是一本书,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给人胆魄,给人智慧,给人安宁,给人憧憬。


  大海大海我问你,
  你为什么这样蓝?
  大海唱着回答我,
  我的怀里抱着天。

  我吟诵着这首护身符似的儿歌,心中忽然有几分骄傲,因为我像个大海的儿子。

 
责任编辑: 楮家炜 来源: 中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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