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孩子学习》

终看后浪推前浪(代序)


周晓虹

  在我们这个社会变迁异常迅猛的时代,许多旧事物的完结和新事物的出现较之以往的时代确实都颇具“革命性”的色彩。于是,一如 60年代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出版后,一系列的以“终结”为主题的著作蜂拥而出。

  1998年,当德莱顿和珍妮特的《学习的革命》中译本“隆重上市”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林林总总的以“革命”为主题的著作就齐刷刷地摆满了大小书摊的前排:《父母的革命》。《学生的等命》。《管理的革命》、《教育的革命》……它让我们体验了在中国这个“政治革命”的热情已经退潮的国家里,时尚或者说流行的力量。

  我或多或少地翻阅过这些“以革命的名义”出版的书,但却没有体验到“革命”的那种震撼或激情。但是,当我读完孙云晓、康丽颖送来的《向孩子学习》一书的书稿时,却从心里油然生出这样的念头:这倒是一本能够冠之以“革命”或“代际革命”的书籍。不是吗?《向孩子学习》,这样一个看似平淡、缺乏震撼力的小书,却以大量详实而胜于雄辩的事实,向我们描述了20世纪末中国社会在代际关系或文化传承方面出现的种种革命性变化。当我们读到书里描述的人高马大的父母在小孩子的指点下“怯生生”地打开电脑、移动“鼠标”,或学富五车的大学教师、新闻记者被自己上小学的不起眼的孩子问得“一愣一愣”的……  我们确实不得不承认,今天,发生在亲子之间的这一切变化确实是革命性的。

  这种变化所以能够称之为“革命性”的,是因为它毫不留情地“颠覆”了几千年中形成的“父为子纲”的亲子关系,将我们社会中原本的教化者和被教化者的关系整个倒了个个儿。我们知道,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不论社会发生过怎样的变化,文化传承和社会化的内容有何不同,其传递方向和教化者与被教化者的角色总是固定不变的:就文化传承的方向而言总是由上一代人向下一代人传承。与此相应,在家庭内部,亲代总是扮演教化者的角色,子代总是扮演被教化者的角色。亲子两代在生物繁衍链条上的前后相继性,决定了双方在社会教化上的不平等性。社会教化过程中的“父为子纲”称得上是一切文明社会文化传承的基本法则。

  但是,上述法则及其天经地义的合理性自近代以来逐渐开始面临挑战。自15世纪起在欧洲工业革命的推动下,遍及全球的社会现代化运动在使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的同时,也使人们的价值观、生活态度、知识体系和社会行为模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这种改变的深度和广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变得日益明显可见,以致我们常常能够从同时生活在世的两代人之间发现明显的差异、隔阂乃至冲突。早在40年代末,对社会文化变迁怀有浓厚兴趣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就对这种被称作“代沟”的现象给予了认真的关注。杰弗里·戈诺注意到由于迁徙到新的环境中去,美国的父辈丧失了欧洲的父辈所具有的权威性,因此常常会遭受更能适应新生活的儿子的拒斥①;费孝通则描绘了本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由于新旧两种文化的交锋所引发的亲子两代人之间的激烈冲突①。自那以后,描绘这种冲突或曰以社会生活中的“代沟”现象为主题的研究著述风涌迭出。

  亲子冲突的出现,预示了单向的由父及子的传统社会教化或文化传承模式的危机。由于社会的急速变迁,以及面对这种变迁亲子两代的适应能力不同、对新事物的理解和吸收快慢不同,在亲代丧失教化的绝对权力的同时,子代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反哺”能力。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注意到,在社会化过程中出现了传统的受教育者(晚辈)反过来对施教者(长辈)施加影响的现象。这种“反向社会化”现象的出现,说明在急速的社会变迁背景下,不仅文化传承的内容有了极大的变化,而且亘古不变的文化传承的方向和形式也有了变化。

  最先出色地描述这种变化的,是美国人类学家M.米德。1970年,在风起云涌的美国青年“大造反”运动结束之后,她在《文化与承诺》一书中提出,纷呈于当今世界的代与代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既不能归咎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差异,更不能归咎于生物学方面的差异,而主要导源于文化传递方面的差异。她从文化传递的角度,将人类社会由古及今的文化分为三种基本形式: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前喻文化是指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并喻文化,是指晚辈和长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人之间;而后喻文化则是指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通过对三种文化模式尤其是后喻文化模式的深入分析,M.米德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在急速的社会变迁的巨大推动之下,新的文化传承模式出现的历史必然性。具体说,原先处于被教化者地位的晚辈所以能够“反客为主”,充当教化者的角色,是因为古往今来没有任何一代能够像他们一样经历如此巨大而急速的变化,也没有任何一代能够像他们这样“了解、经历和吸收在他们眼前发生的如此迅猛的社会变革”①。

  在M.米德畅谈“后喻文化”之时,中国社会正处在大动荡但却鲜有变迁之际。但仅仅10年之后,当中国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之时,在急速的社会文化变迁中,很快同样出现了传统的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位置变得模糊甚至颠倒的现象。并且,由于中国社会是在长期的封闭、停滞以后,进入开放,面对一个如此现代化的外部世界的。这种强烈的反差使得年长一代从“至尊”到“落伍’的过程几乎是瞬时性的,这也使得在中国,传统的亲子关系的“颠覆’比任何国家都来得突然。所以我始终认为,尽管“向孩子学习”或反向社会化不是中国社会独有的现象,但80年代以后的中国肯定是这场“代际革命”演绎得最为淋漓尽致的国度②。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整整20年了。在这20年中,我自己所以会对上述“向孩子学习”或反向社会化现象予以高度关注,不仅因为1986年我同我的妻子周怡共同翻译了M.米德的《文化与承诺》,将前述三种文化模式的理论最先介绍到中国社会学界和青年研究领域③,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现实生活给了我触动和启发,其中发生在1988年和1998年的两个事件又更是具有特殊的意义。

  1988年的事件发生在我自己的家庭中。在此之前三年,我的父亲,一个在部队服役四十余年的老军人从他刚刚发下来的服装费中拿出200元,给我这个还在攻读硕士学位的穷学生买衣服。但是,父亲在将钱给我的同时强调:“不准买西装。”当时,在他的眼里,西装是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代名词。尽管那时的我已经“偷偷”在学校里穿上了更为“邪乎”的牛仔裤,但还是遵守“投资人”的意愿买了一套中山装。可是三年后,1988年的春节,年初一大早,父亲就将我拖起来,拿出一套西装,让我教他打领带。这一事件给了我深深的触动,联想到当时年长的一代普遍开始在价值观、生活态度和行为模式方面向年轻的一代“让步”(他们对原先视为洪水猛兽的“迪斯科”舞蹈的态度的18o度的大转弯,是这种“让步”的证据之一),使我意识到一种类似M.米德所说的“后喻文化”已经在中国出现。在这样的情形下,我写成了两万余字的长文《论当代中国青年文化的反哺意义》。在文章中,我用了一个十分本土化的概念——“文化反哺”,来指代这种由年轻一代将知识、文化传递给他们生活在世的前辈的现象。我将“文化反哺”定义为“在急速的文化变迁时代所发生的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进行广泛的文化吸收的过程”。

  此后的10年是中国社会的变迁更为迅猛的10年,而我自己因为从事其他研究再也没有回到这一课题上来,一直到1998年春天被发生在身边的一件小事所惊醒。我的好友周宪教授在一次有关如何使用计算机的私人讨论中,面对自信而不服输的同事,竟使用了在他看来最具说服力的反驳方式:“不对,不对,我儿子说……”几乎是在他的这句话落地的同时,我蛰伏了10年的灵感又一次复苏了。换句话说,我意识到了这句话中蕴涵的“革命性”意义,对比我们小的时候常用的引经据典式的语言“我爸爸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认为,这位学富五车的大学美学教授的论证方式不但证明了新的文化传承方式的出现,甚至还预示了一种全新社会的到来。实事求是地说,任何一个认真观察社会并稍稍有些敏感的人都会发现,在网络社会和数字化生存时代,在电子计算机面前,父母心甘情愿地“拜”子女为师的现象,不过是我们这个急剧变化的世界亲子两代人之间传统的教化者与被教化者关系出现“颠覆”的无数事件中的一件特例罢了。不久以前,还有一位研究者深入描述过“孩子得自于市场、广告。同龄人的食物信息和知识,有时甚至超过其长辈”,因此父母有关食物的知识常常是来自孩子们的①。因此,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对这样一系列类似事件的描述与分析,证实家庭内部乃至整个社会的文化传承模式出现的革命性变化,并由此反观当今社会与先前社会遇然不同的文化变迁历程。

  我就是在重新回到“文化反哺”的主题上来的时候,得知在1000千米以外的北京,有一群比我更年轻的研究者也对这一主题发生了兴趣,并且他们以更大的投入同全国范围内数十位专家学者联袂“上演”了一场大剧。他们在上百个个案的基础上,通过详实的数据和理性的分析,将“向孩子学习”的“横幅”轰轰烈烈地挂到了我们迈向21世纪的路口上。1998年夏,我在北京出席教育部的一次会议时,第一次和孙云晓、康丽颖两位作者见面。我不但得知他们几乎和我同时注意到了这一现象,而且我发现他们的观点和论证方式也和我有着惊人的相似②。由此,我深信,“向孩子学习”或“文化反哺”现象已不单单是我们个人的一种“过敏”’或“杜撰”。北京、南京以及全国其它地区的这么多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学家和普普通通的父母和孩子们都感受到这一现象的存在,说明它既不是一种偶然,也不是一种特例或个案,它已经成为我们这个充满生气的国家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我们无论怎样都不会高估这一现象的革命性意义,因为它不仅说明自1979年起,中国社会在以往的20年中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它为我们消解因变迁迅猛而形成的两代人之间的矛盾、对立与冲突(即所谓“代沟”)找到了一条理性而负责的途径。

  当然,坦白地说,要长辈们承认自己不如孩子,心甘情愿地向孩子们学习或接受他们的“反哺”,确实是一件令人难堪甚至近乎残酷的事。尤其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砸烂旧的教育制度”、“斗资批修”、“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一系列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在激发我们的“激情”的同时,也掏空了我们的大脑、降低了我们的智商;而我们的孩子今天面临的则是卫星或闭路电视、电子计算机和Internet,3岁背唐诗、10岁学英语、13岁学高等数学……仅仅20年的光景,血脉相连的亲子两代在成长的岁月里面临的竟是有着如此天壤之别的社会和文化环境。这种差别怎能不使我们在惊叹孩子们的幸福的同时,想到自己当年的悲凉和窘迫。怎能不使我们在惊叹孩子们的聪明能干的同时,不自觉地维护起内心世界的最后一点自尊。

  但是,情感和自尊不能掩饰放在我们眼前的事实,以往的苦难也不能成为否认我们今天落后的借口。我想,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不幸在于我们以吞压缩饼干的方式体验到了生活的酸甜苦辣,但我们最大的幸运其实也正在于此。这种前所未有的体验,应该养成我们宠辱不惊的品格。因此,从这样的意义上说,由我们这一代人自己喊出“向孩子学习”的口号,不是作秀,而恰恰是我们不甘落伍的心灵写照。我想,如果我们这一代人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不仅能够填平两代人之间的鸿沟,而己在孩子们的心目中,我们终究会树立起一块人格的丰碑、其实,今天,《向孩子学习》这本小书的出版,已经为这块丰碑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世纪之争:如何评价今天的青少

 

引言 

第一部分 成年人向孩子学习什么
第一章 今天的孩子所具有的优秀品质
一 乐于接受新事物新思想
二 主体性增强
三 平等意识增强
四 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强
五 积极参与社会生活,有较强的公民意识
六 比成年人更容易接受环保意识
七 相信事实
八 做事认真
九 积极的休闲态度
十 兴趣爱好广泛
第二章 今天孩子让人忧虑的三种品质
一 认知需要缺乏的孩子
二 对劳动避而远之
三 缺乏适度消费的观念
第三章 今天的孩子以何种方式影响成年人
一 今天的孩子已经无法因循父辈的成长轨迹
二 今天的孩子以个体的非对抗的形式影响成年人
三 孩子对成年人世界影响力取决于成年人自身的素质

第二部分 成年人为什么向孩子学习
第四章 在开放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
一 家长已不再是绝对权威
二 学校教育的功能正在缩小
三 同辈群体的影响
四 大众传播媒介改变了儿童的成长环境
五 多种社会文化传喻方式并存
第五章 孩子自身发生了哪些变化
一 今天的孩子更关注自我发展
二 今天的孩子与人相处更注重规则
三 今天的孩子认识的广度愈来愈大
四 面对新环境的应变能力不断提高
第六章 终身教育改变了成年人的学习观念
一 一位中国母亲的误区
二 知识经济时代来了
三 走进学习社会
四 与孩子一起成长

第三部分 成年人怎样向孩子学习
第七章 向孩子学习的五个观念
一 现代社会是两代人共同成长的社会
二 现代教育是两代人之间的相互影响
三 成年人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权利
四 向孩子学习是成年人真正成熟与睿智的标志
五 信息时代的青少年身上蕴藏着巨大潜能
第八章 向孩子学习的五个原则
一 向孩子学习的前提是了解孩子,了解时代的变化
二 欣赏孩子的优点是向孩子学习的主要条件
三 向孩子学习应以真诚为本
四 努力做孩子的好伙伴应成为成年人的追求
五 建立对话式、交互式、融合式的教育模式
第九章 七个主要结论
一 双向社会化与反向社会化
二 向孩子学习什么
三 为什么要向孩子学习
四 向孩子学习的三个条件
五 向孩子学习是终身学习的重要内容
六 怎样向孩子学习
七 向孩子学习的意义
主要参考文献
附录
附录1.课题组成员
附录2.专家组成员
附录3.访谈专家
后记  
 

 
责任编辑: 王颖文 来源: SRC-11577   
 
走近孙云晓
孙云晓网站由孙云晓先生与中国青年网共有版权
咨询电话:孙老师热线:010-68455875(周六:9∶00—16∶00)
有关部门电话:少年儿童研究所:010-88567536 少年儿童研究杂志社:010-68722505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培训中心:010-68433268 中国青少年研究会:010-88568255
孙云晓通讯地址:北京西三环北路25号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邮编:100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