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人--教育的重要原则
---追忆与刘厚明的对话


本刊记者 孙云晓  

  刘厚明同志于1933年9月29日出生在北京。1949年10月加入共青团。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学校。1953年毕业后分配到该校附属第二小学校任高年级语文教师兼班主任及少先队辅导员。在《教师月报》上曾撰文介绍了他的教学经验。在此期间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教师。在兼任少先队辅导员工作中,对积极推动少先队发展和建设做出了突出成绩,被评为北京市优秀辅导员。1955年,他服从组织调动,首批赴北京西郊温泉村,参加创办中国第一所工读学校,他是中国工读教育创始人之一。

  1961年调北京市文联任专业作家。长期以来,他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结集出版的诗集、中短篇小说集、独幕剧集、童话、散文等共17本。此外尚有电影文学剧本《朝霞》、《山村姐妹》、《绿色钱包》等。作品获全国奖的有:《夏天来了》、《小雁齐飞》、《箭杆河边》、《绿色钱包》、《黑箭》等。他的创作以儿童文学为主。他说:我这一辈子从心眼里是不能离开孩子们的。

  他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曾担任全国青年联合会四、五、六届副主席、文化部少年儿童文化司司长、全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因患心脏病,不幸于1989年4月2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55岁。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刘厚明同志生前十分关心本刊,曾答应接受本刊记者的采访,但未及完成这一合作便骤然病逝,令人痛心凉魂。为了介绍这位杰出作家和教育家的文学思想与教育观点,现根据与他生前的多次交谈,整理成这篇访问记,以飨读者,同时表示对他的纪念。

  孙:我刚开始创作少年报告文学时,主要是写“小名人”或奇人奇事,但后来逐渐改了路子。因为现实告诉我,这样写下去并不能深刻地反映当代少年的真实生活。1986年,《儿童文学选刊》热情地评介我的《“邪门大队长”的冤屈》,这篇东西可以视为我创作上的一个转折点。

  刘:我也很喜欢这篇作品,这也许是你的第一个报告文学集《少年巨人》中最有特色的一篇。它触及到新人成长艰难的根上,写出了过去较少见到的一个少年形象,表现出了人物的个性和特有的精神状态。

  孙:反回来说,您对写“小名人”的作品怎么看?或者说怎么看“小名人”的成长?

  刘:把”小名人”写成钻天杨,根子浅,一窜多老高,风一吹就刮倒。你写那个“邪门大队长”则象石头下的小树,虽然扭扭曲曲,拼命向上长,倒可以长得很壮。我是当过老师的,从我教过的学生来看——他们有些已经4O多岁了,当年那些“三好学生’”或考双百的,很多人长大了几乎没做出什么突出成绩。倒是我在工读学校教过的“小偷”,成了电视导演和剧作家。这样的例子我可以举出好多。

  孙:我在近10年的采访生涯中。也常发现这个问题,您怎么分析这一现象呢?

  刘:我们的教育制度对好学生所谓的爱护太多了,反而使他们失去了许多能力。倒是那些个性充分发展,你不管他倒好了。无为而治,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我们的旧教育思想实在是个灾难。从目前的大势来说,我赞成多写成长中的艰难曲折,这样的东西内涵丰富、深刻。过去的儿童文学作品的“钻天杨”太多,很难表现深刻的内容,艺术感染力也不强。

  沈:您的《黑箭》荣获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是几年中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中获奖的唯一的一篇儿童文学作品,真可谓凤毛麟角啊!

  刘:全国有那么多儿童报刊,发了那么多优秀作品,可是每年评奖极少有儿童文学的位置,这是不公平的。至于我的那篇《黑箭》,因为发在《人民文学》上,又获票较多才被评上了。其他作家的作品呢?其他儿童报刊上的作品呢?我国有三亿多儿童,可是儿童文学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沈:您怎么看儿童文学的功能?

  刘:儿童文学应该突破狭隘的工具论的束缚。我认为其作用应是导思、染情、益智、添趣。《吹牛大王历险记》这样的读物国外能出版,在中国为什么不能诞生?

  孙:对于刚起步的年轻作者,怎样培养构思作品的能力呢?

  刘:脑子里至少应装着三、四十个精采的故事情节,譬如选择世界文学名著中的某些情节,这样多琢磨、多借鉴,慢慢便会上路了。

  孙:1982年我与一位朋友合写过一部中篇小说,题目是《矿区的孩子》,您曾抱病认真看过并提出一些修改意见,现在还有印象吗?

  刘:当然有喽!那部小说是比较好的,但也有些毛病,主要是受真人真事的束缚。写小说不同于写报告文学,它一定要从真人真事中跳出来。说来也奇怪,有些假事写出来象真事,而有些真事写出来倒容易象假事。设计情节要从人物出发。刻划人物不能总是群像,总是群像个性容易模糊,必须有人物的单独行动,才能给人较深的印象。要知道,读者是无心研究作品的,必须看一遍就明白。还有小说最忌讳通讯语言,要去掉一般性的交待,而注意通过细节来反映要说的意思。总之,要多点戏。

  孙:我们的《少年儿童研究》杂志根据您的建议,增设了“心理卫生”专栏,重点发表性教育研究的文章,您看过了吗?

  刘:看过了。《少年儿童研究》是一个很有价值和前途的刊物,一定要重视少年儿童的性教育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会带来一系列问题。这是过去的教育的一个重大误区。

  孙:我写过一部长篇报告文学《一个少女和三千封来信》,就是表现封建意识对处于青春萌动期少男少女严重摧残的悲剧,将由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性教育的问题在中国太困难了!

  刘:你这个创作选题抓得好。我刚从法国访问回来,可以讲个真实的故事给你听听。我这次带一个中国少年演出团去法国演出,咱们一位13岁的男孩被一个12岁的法国女孩喜欢上了。开始那法国女孩送了一幅画给中国男孩,画面上是两颗连在一起的心。等我们的团来到500里外的汉斯演出时,发现那法国女孩的全家也跟来了,那女孩还来找咱这个中国男孩。又送一幅画:一对少男少女中间隔了道黑墙,那女孩在哭泣。她怕咱这男孩还不明白其心意,干脆写上“XXX我爱你”。男孩子真紧张了,来找我想办法,我便与那法国女孩的父亲商量这件事。谁知,她父亲爽朗地说:“这件事一开始我就知道了,我知道这种少年人的异国之恋根本不会成功的,但我尊重女儿的感情,让她做完这个梦,自然地结束会好些。”他还主动建议让女儿与咱那位男孩合影留念。这就是法国的教育。他的教育的一个相当重要的观念,就是尊重人!

  孙:这个美丽的故事如一首诗。可悲的是,许多中国的少男少女开始做这种浪漫的纯情的梦时,常常被父母的巴掌、教师的训斥和同学的讽刺所惊醒,甚至带来厄运,使他的心灵上留下浓重的阴影,久久不能排除,以至影响到将来的婚姻生活。

  刘:儿童文学要写人道主义。但现在写与过去应有所不同,因为软弱的东西孩子不接受,必须更加真实和更加深刻才行。文学写作有冷热之分,冷是表面冷实际热,较难掌握。象你这个年龄还是以热为主,出感情、出激情。

  孙:许多作者在议论突破文学作品的教育性问题,认为这是儿童文学的一大枷锁,对此您怎么看?

  刘:这是个老问题了,其实道理很清楚,给孩子的东西不可能没有教育性,问题是应该有什么样的教育性?不是说教,而是影响!创作时从教育旧的出发,不好,但你可以用艺术的手法表现某种思想或感受,让小读者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影响,孩子们看着好玩的作品也是好作品。你大胆写吧,写出自己的风格来!

  沈:您是我们《少年文艺》(上海)的老朋友了,曾多次支持我们的工作,对于本刊的建设您有什么新的想法吗?

  刘;你们敢于扶植文学中的新事物,发表了象了阿虎的《今夜月儿明》这样的小说,这对儿童文学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孩子们需要理解,从你们的作品中,他们感到受到了尊重。你们连年编发“教师作品专辑”,这是有战略眼光的。一个刊物办得好坏,不仅在于发了多少好作品,还在于出了多少人材。

  沈:自1986年起,为扶植与培养儿童文学创作新人,《少年文艺》已先后举办了陈丹燕、秦文君、郑渊洁等青年作家的作品讨论会,受到各方面的重视与好评。这次,我们专程来北京举行孙云晓报告文学作品讨论会,希望得到您的大力支持。

  刘:可以说,这几年少年报告文学创作的兴起,是中国儿童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可喜现象,也表明当代少年需要报告文学。孙云晓这些年在少年报告文学创作方面做了许多可贵的探索,他的作品已引起文学界的重视,因此,完全值得讨论。我们全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委员会愿与你们一起举办这次讨论会。今后,凡是有利于推动儿童文学事业发展的活动,不管哪一家找我们,我们都会热情支持的。

  沈:太感谢了!有您的全力支持,我们这次讨论会一定会很成功的。尤其难得的是,您对孙云晓和他的作品都非常熟悉。

  孙:其实:我与厚明老师原先并无深交。他是著名的前辈作家,我是一个普通的文学青年,又不好意思浪费人家的宝贵时间,几乎从不上门打搅。86年我的第一部作品集出版时,鼓起勇气请厚明老师写序指教,想不到他竟抱病动笔,很快就写出一篇很有见地的序言,后来又经常指点我的创作,成为我的文学引路人。

  刘;在我与孙云晓的接触中,总感到他有一种积极探索从不满足的精神状态,很有激情,写得也快。他有一种真诚,是有了自己的切身感受才动笔,并不随随便便就写,他是有追求的。但他对自己的优势劣势认识不很清楚。因此,这次作品讨论会对他来说是很及时的,众多名家帮他分析作品,一定会使他真正找到自己的路,并且不断超越自己。这个作用对于一个正值创作旺年的作家的影响是深远的。

  沈:您是位大忙人,担负着全国青联副主席、文化部少儿司司长和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等重要职务,能对一个刊物和一个青年作家了解这么细致,真令人感动。您认为我们刊物的不足在哪里?

  刘:还要不断提高作品的文学性,我自己深感艺术功力不足,常常为此苦脑。现在谈作品一般从社会学方面谈得多,从艺术角度谈得少,我希望能侧重谈艺术、结构、意境和情趣。我也对孙云晓说过,要多从审美的角度想一些创作问题。

  孙:现在,向我约稿的出版社和报刊很多,有些约稿任务重时间少;真有些吃不消。可你若硬是拒绝,人家会说你架子大了。我真盼望能静下心来读点书,写点自己想写的东西。

  刘:青年作家注重提高自身的素质是极其必要的。不管谁来约稿,能写多少算多少,适合写多少就写多少,切不可变成造字机器。粗制滥造,哪还有艺术可言?

  孙:在咱们的多次交谈中,你谈了不少精辟的见解,是否可以整理出一个较系统的文学谈话录呢?

  刘:不很必要,创作经验谁说得清?医学系学生出来都可以当医生;工程系学生出来都可以当技术员,虽然水平不同。但是,中文系毕业的学生很难成为作家。作家是教不出来的。当然,要学一点古文,古文底子厚了,语言功夫自然会好。

  孙:这几年比较走俏的是全景式报告文学。这类作品抓住重大题材,以大信息量和大气势。刻划出众多的人物形象,表现出时代的趋势,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您对此怎么看?

  刘:全景式报告文学取得很大的成功,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例如堆材料。文学家应具有思想家的素质,才能把握住一些重大题材。当代中国为什么没有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式的大作家?值得深思。中国的小说发展有很沉重的危机感。

  孙:我们最近几期的《少年儿童研究》,您看了有什么印象?

  刘:一期比一期好,研究的面宽了一些,学术性也强了一些,但似乎圆了一些,尖锐泼辣的文章不多。一期杂志单从目录上就应显示出魅力,让人非翻开来读下去不可。

  孙:您为儿童教育和儿童文学艺术奋斗了一辈子,又出访过许多国家,一定会有不少感想,能否从国内外儿童教育比较的角度,接受本刊的专访?

  刘:可以吧,但一时又不知从哪儿说起。不过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即对人性的不尊重,乃是中国教育的一大缺陷!

  孙:很好,我们就以此为题深入探讨一番,行吗?

  刘:行! 
  1989年5月整理

  (摘自《少年儿童研究》8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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