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辑 危机 是否杜撰? 是否神话?

  并非杜撰  也并非神话——《夏令营中的较量》作者证言

  --------------------------------------------------------------------------------

  孙云晓

  自1993年秋冬以来,《夏令营中的较量》(以下简称《较量》)一文被广泛转载介绍,引起了社会各界的 关注,成为一个被热烈讨论的公众话题,尤其是《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报》和《羊城晚报》的报道影响很大,对推动教育改革和优化孩子成长环境起了积极作用。

  然而,1994年3月5日《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末》,以第一版整版篇幅刊登了该报记者的文章:《杜撰的“较量”:所谓日本孩子打败中国孩子的神话》(以下简称《杜撰》)。该文称:“也许更能令人们震惊的是:孙云晓的这篇文章(指《较量》)是一篇严重失实的报道。”

  人们都明白“杜撰”一词的定义即“没有根据地编造”和“虚构”

  大家都很忙,谁也没兴趣打笔墨官司。可既然《杜撰》一文称《较量》为“杜撰”,让人们一时真假难辨,这就应当“有个说法”。况且,此事涉及新闻观、教育观乃至价值观等重大问题,为文者自应对读者负责、对社会甚至对历史负责。作为《较量》的作者,我愿在这里推心置腹地与大家推敲一下事实并谈谈自己的想法。

  一、《较量》是“杜撰”出来的吗?

  1991年至1993年间,中日儿童探险夏令营连续在中国举办了3届。应当说3届夏令营是相当成功的。中方主办单位宋庆龄基金会为此付出了的努力,达到了友谊、交流和探索的目的。全国少工委协办1992年内蒙草原探险夏令营,与宋庆龄基金会精诚合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种富有远见卓识和勇气的实践,既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子,也为儿童教育探索出了新路。   

  作为专职研究少年并为孩子写作的人,我自1991年10月15日获悉有关信息至1992年底,陆续对前两届夏令营进行了跟踪采访。《杜撰》专设一标题:“为什么不让孙叔叔跟我们走”,这是我同样感到遗憾的事情:从未接到邀请。我是多么想去现场体验一下啊!不过,算起来,我采访了6位中方组织者、工作人员、家长和两所学校的小营员。1993年3月,我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少年儿童研究》杂志上,发表了《夏令营史上的一场变革--92中日儿童草原探险夏令营启示录》(以下简称《变革)。后应《黄金时代》杂志之约,将《变革》缩写成3000字在该刊7期号发表,而同年11期《读者》转载时,编者将题目改为《夏令营中的较量》。

  《杜撰》一文从第一句话就开始了“杜撰”:“最近一个时期,关于日本孩子打败了中国孩子的话题牵动着人心……”请问:在我的文章里,何处说过:“日本孩子打败了中国孩子?”

  这里,让我们澄清一下该文涉及的主要事实,读者自会明白《较量》是否“没有根据地编造”和“虚构”了。

  事实一:关于“席梦思”与“百感交集”从何而来。

  《较量》在说北京某女孩(为不给孩子再添麻烦,这里称其小A)生病被送回去休息时,曾写道:她“躺在席梦思床上……”《杜撰》一文质问:“大本营里最好的卧具就是行军床,不知孙云晓从何处为孩子调来了席梦思?而孩子‘回味着探险的苦涩,心中百感交集’,更不知未在现场的作者从何得知。”

  事实究竟如何呢?

  小A是诚实的。去年底,她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回答:“我病了,老师把我送到宾馆里。”(此节目即《学会生存》已在2月15日正式播出)一位最熟悉小A的中方领队,曾于1992年10月7日向我详细介绍夏令营的情况,谈及小A生病送回大本营时,提到了睡席梦思床等事。据核实,小A住的是内蒙察右中旗招待所,即当时的夏令营大本营或叫指挥部所在地。显然,《杜撰》的作者连这一简单事实也未弄清楚,徒有汹汹气势。

  让我们再来看小A发表在1992年9月2日《中国少年报》上的文章:“离开了集体,躺在柔软的床上,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不是成了探险营里第一个掉队的人?不行,我不能当逃兵!第二天,病情稍好,我就返回了营地。可归队后,我听说日本小朋友黑木雄介也得了感冒,发高烧。当领队要送他回大本营时,他急了:‘我能挺得住,我不当逃兵!’就这样,他坚持走完全程,连背包也不让人背。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   依据小A的自述,我写了一句她“回味着探险的苦涩,心中百感交集”,这就是《杜撰》一文所认为的“杜撰”吗?

  当然,小A有许多良好的表现,我在了解不充分的情况下,笔下尖刻了一些。对此,我诚恳地向小A及其家长表示歉意。但是,这能说“席梦思”是我凭空“调来”的吗?能说“百感交集”是“虚构”的吗?

  事实二:关于扔掉背包的事 《较量》写了有些中国孩子因背包带断了,将包扔进了马车里。《杜撰》一文写道;“然而事实是,接着中国老师只说了一句:‘这马车是拉公用东西的。’孩子们立即把书包重新拿起,有的扛,有的抱,有的用铁丝把带子勒上继续前进。”

  事实究竟如何呢?

  从早晨开始行军,有些中国孩子的背包带陆续断了,便将背包扔进马车。据一位中方领队介绍,在行军一天(车拉包时间也相似)之后,当晚八、九点在宿营地,中方带队老师召开了中方小营员会议,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提醒他们别忘记自己“代表中国”。这时,中国孩子意识到错了,纷纷修理背包带子,决心与日本孩子比个高低。

  在1992年9月2日的《中国少年报》上,一位中方营员记叙了这件事,并写道:“第二天一早,我们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大家面前,每个人都有了竞争意识,4名中国孩子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日本孩子也不示弱,紧紧跟上……我们挽回了第一天的影响,塑造了新的形象。”

  明明让马车拉自己的背包几小时甚至一天,在《杜撰》一文里却写成了“立即”,这到底是谁“严重失实”?连孩子都承认的弱点,《杜撰》的作者依然为之护短,岂不是民族之大忌?

  事实三:关于日本人呼喊“天空蓝不蓝”之事。

  《杜撰》作者说:“日方联络员板本领喊了两句口号,一句是日中友好,一句是中日友好,而根本不是孙云晓杜撰的‘天空蓝不蓝’的狂吼。”

  事实究竟如何?

  在1992年草原探险夏令营闭营式上,日方队长总结时,大声与日本孩子问答“天空蓝不蓝”等活,是现场耳闻目睹者—一中方队长再三证明的事实。闭营式是个隆重场面,相信不止一人,会明白日本人喊了些什么,这与板本领呼口号是两码事。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随后发出的议论是感慨日本人心齐势壮,是我们缺乏的教育方式。然而,《杜撰》一文由此带出谈日本侵略中国的事情,用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或达到某种目的,这是每个有民族自尊心的人所不屑做的。

  事实四:关于中国孩子是不是日本人对手那句话的出处。

  《杜撰》的作者写道:“对于这样一句至关重要、被广为引用、甚至有可能引起严重后果的话,孙云晓总该对它的出处有个说法?”听其耸人听闻并带有恐吓口吻的质问,似乎我瞎编了此话却又躲躲闪闪避而不敢谈出处一样,此意谬矣。

  《杜撰》的作者是今年2月24日采访日本的河边新一先生的,听他“向天发誓”“没说过那样的话”。而在此前一个多月的1月18日,在《中国教育报》等单位举办的座谈会上 ,1992年的中方队长已经详细说明了此话的出处不是草原夏令营。他说:“从夏令营回来,我向有关同志作了汇报。他当时就说,少先队一定要关心国际少年儿童教育发展的方向。只有多比较和借鉴,才能培养出在未来社会中能站得住脚的竞争者。我听到一些刺激性的话。譬如,有些留学生讲,日本人公开说,如果你们不注意教育,你们的下一代将不是我们的对手。日本人这句话是句较长的完整的话,是出于对中国友好才说出来的,并非恶意……”

  夏令营主办单位、协办单位、各界专家学者和新闻记者约20人参加了这次座谈会,都清楚了此话的出处。

  “对手”一语正是1992年10月13日我采访夏令营中方队长时听到的。现在。由他在正式会议上作出详细解释,应当说来龙去脉相当明白。请看《较量》或《变革》乃至我所有文章,何曾写过此话是XX日本人在夏令营中说的?至于有些报刊转载时加了不适当的言论,从未征求过我的意见。就连《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末》在头版以巨幅隆重推出的《杜撰》,事先也未向我告知半个字。我既无奈,又负何责?《杜撰》的作者却毫不犹豫地给我扣上一项“杜撰”的帽子!

  事实五:关于草原夏令营营员的负重与行进里程。

  我在《较量》中写的负重公斤与行进里程的数字,由于核实不细有些出入。今年1月18日经筹办夏令营的人士指出后,我已在2月四日《中国教育报》做了更正说明。我写道:“据有关人士考证,第二届夏令营时,每人负重不超过11千克并非我写的20千克;孩子分两队前进,一队走21千米,另一队走19千米,并非我写的50千米。在这里我感谢他们的指正,特此说明,以免误人子弟。”

  不知何故,就像变戏法一样,《杜撰》一文认为的事实是:“从大本营到目的地的路程由中日双方驾车测量而定,一条23千米,一条29千米。”我至今不知道,《杜撰》这一新发现出自何处?哪一个数字是准确的?不过,依据军事常识,在类似这种野外土路、山地、方位物不明显的地段行军,实际路程应比地图上测定路程多增加一些。据悉,草原上的地图还是人民公社时代测绘的,加上由于雨水毁路而临时改变路线绕行,行进里程难以精确量化。

  以上五个主要事实已经澄清,其结果证明了《较量》是有事实根据的还是“没有根据地编造”和“虚构”呢?请广大读者明察自断。

  二、我为何写《较量》?

  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正确估价孩子,既充分肯定他们的优点,也不能忽视他们缺点。

  十分明显,《杜撰》一文在竭力证明,中国孩子“不怕吃苦”、“很懂事,很争气”,甚至比日本孩子强。因此,该文作者列举中国孩子饿肚子也不去买东西吃的例子之后写道:“请问中国孩子生存能力是强还是弱?”这是个非常值得讨论清楚的问题。

  我并不否认,参加夏令营的中国孩子尽了极大的努力,迈出了自觉接受磨炼的第一步。在2月28日的《中国教育报》上,我写道:“这些孩子敢于走向茫茫草原探险,敢于和日本孩子近距离地竞争,表现出了相当可贵的勇气。试想,当时有多少城市孩子肯到草原上风餐露宿呢?我也向孩子们的家长表示敬意,因为支持孩子去吃苦去冒险,同样需要一番勇气的……”孩子们是可爱的。即使一度因病掉队的小A,在招待所里只不过躺了几个小时,就再也躺不住了,带病返回队伍,并决心走在日本孩子前面。当时,小A才上五年级,一个大都市里的独生女,有这样的一份自觉性是格外令人欣慰的。

  然而,赞美优点决不意味着可以漠视孩子们的弱点。  

  除了《较量》中写的那些事实之外,感兴趣的读者还可以重读一下《人民日报》1月28日发表的长篇通讯《黄金时代缺了什么》,那里介绍了中国孩子在1993年夏令营里的表现。譬如其中写道:“开始孩子们劲头都挺大。不久,两国孩子的差异就显露出来。我们的孩子嘻嘻哈哈,走着走着会不顾队形凑成一堆,一会丢了这个,一会落了那个,总得让领队不停地招呼;日本孩子行进时紧随队伍,不说一句话,也绝不丢三落四。野外吃的是粗茶淡饭,日本孩子盛上饭菜先谦让,然后便吃得很香;而我们的孩子则等着领队给盛,吃得不对口胃就倒掉。夏令营限量供给食品,结果,我们的孩子一片喊饥叫饿声……”请注意,这届夏令营是在充分吸取1992年夏令营经验教训基础上举办的,为什么顽症难消,不令人深思吗?

  《人民日报》记者在这篇通讯里还介绍,主办单位一位人士根据她在夏令营中对两国孩子的观察,认为两国孩子各有所长,但中国孩子的环境意识和情操修养明显缺乏。她对记者说,1993年的夏令营给每人都发了装废弃物的塑料袋,有意培养孩子的环境意识。闭营时,一个日本孩子来不及理掉垃圾,就提着上了车,一直带回呼和浩特。而我们的孩子有老师提醒时还可以,稍不留意就随手扔垃圾_他们的观念里,野外本来就是可以随便扔东西的地方,难道还要保护?

  还用继续—一列举下去吗?够了!也许有人说,这只是个别现象。那么,这些现象是孤立存在的吗?偶然性中是否包含某些必然性或倾向性呢?广大读者只要看看身边的孩子,便不难回答这个问题。”

  几乎与1992年、1993年两届中日儿童探险夏令营举办的时间同步,我们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中国少年报社三家联合,进行了“大众传播媒介与城市儿童道德发展”的大规模科学抽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中国城市儿童少年的道德得分中,独立性得分最低,体育锻炼次之。城市儿童少年道德状况主流是健康的,却突出存在着懒惰、懦弱、自私等道德缺陷。

  1991年,国家教委、国家体委、卫生部、国家民委、国家科委共同组织了全国学生体质健康监测。结果发现,与日本同时期资料相比,我国 7—17岁男女学生平均身高分别与日本相差 2.54、1.53厘米;体重分别相差 5.66、4.66千克;而胸围则分别相差4.16、4.76厘米。同时还发现,中国孩子耐力明显下降。这难道不也是一种较量吗?

  21世纪的滚滚风云已经近在眼前,各国的一代新人均在跃跃欲试,谁是竞技场上的胜利者呢?面对中国孩子这些弱点,每个稍有爱国心的人,岂能视而不见?又岂能粉饰不平?

  梁启超曾在《少年中国说》中提出一个著名论断:“少年强则国强”。如果少年弱,国岂能不弱?孩子的弱点,说到底是民族的弱点;孩子的隐患,自然也是民族未来的隐患。可以说,夏令营中的孩子的竞争或叫较量是表面的,而深层的则是两种教育思想、两种文化观念的较量。与其说暴露了中国孩子的弱点,不如说暴露了中国教育的弱点,这教育特指家庭、学校与社会对孩子影响的合力。

  基于上述考虑,我不准备写成夏令营的全面总结,也不想对中日孩子作全面比较,而是从一些发人深省的细节入手,即从新闻的真实性写出社会的真实性。因此,我将视点定位在揭示民族未来隐患上。《杜撰》一文讥讽这种分析是“错误地反思”,甚至称之为“政治放大镜”。莫非,只有天天唱赞歌,才是该文作者说的“心理健康”吗?

  事情发展到今天,我愈加认为,民族未来的隐患依然存在,而隐患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它具有可怕的后果,却又不容易被察觉,或不容易为人所正视。

  三、关于友谊

  《杜撰》有一个命题:是友谊还是“较量”。依照该文作者的逻辑:中日只有友谊,没有较量;我既然写了《较量》,尤其是写了“对手”那句话,就可能给国际友谊带来了“严重后果”。实际上,夏令营既有友谊也有较量,这种较量指素质和教育思想的差异或竞争。譬如,日本人花钱给孩子买“罪”受,而中国人办夏令营出现贵族化倾向,这不就是一种较量吗?

  友谊不能代替较量,较量可以促进友谊的深化。与《杜撰》作者的推理相反,我写《变革》和《较量》的重要目的之一,恰恰是促进国际交流与友谊的发展。

  我在《少年儿童研究》杂志担任副主编。当编辑部讨论介绍中日儿童探险夏令营时,我首先提议发表访问河边新一先生的文章,因为我对这位日中孩子冒险实行委员会会长深怀敬意,中日儿童探险夏令营便是他为主倡导的。我把河边先生视为中日友好的使者,又是一位富有现代意识的教育实践家,渴望将其介绍给中国教育界。于是,我们委托专人利用赴日之机采访了河边先生。访问记发表在1993第2期《少年儿童研究》杂志。这篇文章有两个鲜明特征,一是讲中日友好,一是讲儿童教育,两者水乳难分珠联璧合。

  据河边先生讲,仅福冈市懦弱儿童就占10%左右。正为了解决这一危机,他们连续组织日本孩子来中国吃苦和探险。也正是这一举措,切实促进了中日儿童的相互理解和友谊。

  中国的懦弱儿童有多少,我无从推断,相信家长们和教师们比我清楚。我们多么需要学习日本人居安思危的精神,多么需要河边先生这样爱自己祖国的人。中日友好是两国人的幸福所在,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友谊的基础是平等与信任,友谊的动力是竞争与发展。假若,一个民族只迷醉于辉煌而不改变自身的弱点,也就逐步失去了生存和竞争的能力,获得友谊只是梦想。相反,敢于正视自身的弱点并不断向自己挑战,正显示了一个民族的自信与希望。

  说到底,我写《较量》的根本目的,正是为了使中华民族强悍起来,从而成为国际大家庭中一个受尊敬的议员。真正的友谊都是从尊敬开始的。

  四、关于这场争论

  自《较量》被广泛转载介绍以来,《中国教育报》、《羊城晚报》、《上海青年报》等多家媒体都组织了讨论。中央电视台、已经播出的4集专题片《学会生存》,实质也是一场讨论。由于《杜撰》的出现,又可能引发一场新的论争。这是一件好事。我感谢大家对祖国未来的热忱关心。

  关心这场论争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关心孩子关心民族未来的人。纵然是论争双方,如《杜撰》的作者以久违的手法十几次点我的名字,似乎连“同志”也称不上了,我仍认为彼此之间其实并无多少个人恩怨。那就让我们本着对孩子负责对民族负责的精神,贡献出自己的爱国心与智慧吧。因为这一论争涉及的内容重大而丰富!正如国家教委一位领导同志所说,这也许可以说是一次人们“精神上的草原探险”。

  我只希望,不要再给孩子们增添压力了,既然主要责任在成人,那就在成人世界寻找答案与对策吧。我们的讨论应当走出夏令营,走出草原,走向更广阔的远方。

 

  原载1994年3月16日《中国教育报》

 
责任编辑: 吴琳 来源: 中青网综合   
 
走近孙云晓
孙云晓网站由孙云晓先生与中国青年网共有版权
咨询电话:孙老师热线:010-68455875(周六:9∶00—16∶00)
有关部门电话:少年儿童研究所:010-88567536 少年儿童研究杂志社:010-68722505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培训中心:010-68433268 中国青少年研究会:010-88568255
孙云晓通讯地址:北京西三环北路25号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邮编:100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