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9月话题:千年警世钟

千年警世钟——中日少年《夏令营中的较量》续篇
  孙云晓


  2000年8月5日,即《夏令营中的较量》的故事在中国发生整整8周年的日子,我应邀来到日本本土,参加了中日两国青少年的一次登山探险活动。我们用14个小时的艰苦跋涉与奋力攀援,去征服2053米的原始野山——黑姬山。假若重提内蒙古草原上的较量,不过是一场轻松的游戏,而黑姬山探险却是重量级的生死较量。当然,这较量决不仅仅在山上。

  一

  登山之前,日本孩子准备充分,中国孩子缺东少西;日本孩子悄然入睡,中国孩子亢奋嬉闹。

  黑姬山位于本洲中央的长野县境内,属于日本的阿尔卑斯山脉。这一带高山连绵,冬季是滑雪滑冰的天堂。1998年2月,冬季奥运会曾在此举行。如今,日本LABO(音:拉博)国际交流中心在这里设立了青少年活动营地,称做“拉博浪岛”(音)。
  LABO国际交流中心与北京月坛中学合作开展民宿交流活动,已经15周年了。我女儿在月坛中学读高二,并接待过3批日本中学生来家中民宿。因此,女儿有机会赴日本参加民宿活动,同样住在日本学生家中。月坛中学特邀我作为学生父母代表,也参加了赴日交流。
  民宿活动之一是参加为期三天的夏令营。于是,8月4日下午,我们来到了黑姬山下森林海洋中的拉博浪岛。令人吃惊的是,参加本期夏令营的拉博会员多达750人,有些“小拉博”只有六、七岁,却也背着大背包跑来跑去。即使压弯了腰,也没有一个大人帮着拿包。小拉博们挺自信,住进宿舍后还主动为本班去打饭,颤颤巍巍地抬回来,汗也顾不上擦,又为大伙儿盛饭分菜。由于经验不足,一会儿饭掉了,一会儿汤洒了,老师也视而不见,随他们学着做去。
  夏令营的安排具有超市的特点,丰富多彩的活动任营员自选。其中,最具挑战性的就是参加登山探险队,去征服2053米的黑姬山。指挥部规定,凡小学五年级以上的学生均可报名。
  也许,这一规定刺激了中国学生,7名月坛中学的学生报了名。他们都是独生子女,其中有四个男生,三个女生,除了一个初三毕业生外,均为高二学生。他们想:日本小学生都可以去,我们怕什么?我的女儿平日不太爱运动,尤其讨厌爬山,可她此行有给我当翻译的任务,我决意登山,她只好与我同行。
  日本人登山探险之前的准备工作是认真和充分的。晚餐之后,30多名探险队员全副武装地集合起来,大学生志愿者逐一检查鞋子、雨衣、背包、水壶等是否合格。早在来营地之前,每个营员已知道带上述物品的要求。检查结果,日本营员大都合格,而不少中国营员缺东少西,日方马上提供了背包、水壶、雨衣等物品。
  为了关照中国的营员,日方每天晚上专门召开全体中国营员的会议。作为中国参加登山探险队的营员中的惟一成年人,我心中一直忐忑不安,难以预料明天会发生什么险情。据说,要爬十几个小时,别的孩子我不甚了解,我那娇弱的女儿能行吗?于是,我问:“登山途中,万一有人坚持不了,是否有安全措施?”日方立即回答:“我们有安排。”我又想起刚才无处打热水,接着问:“饮水何时提供?”日方又立即回答:“我们有安排。”
  按照指挥部的部署,今晚全体登山探险队员集中住宿,以保证充足睡眠。其实,就是一间特大的房子,有许多简易被褥,不分男女,随便扯一条倒地就睡。营地的房子大都是塌塌米,即日式床铺——地与床不分,被褥一铺是床,被褥一卷是地,可以充分利用。
  日本营员悄悄整理好被褥,悄悄地入睡了,一会儿便发出了均匀的鼾声。可是,中国营员却兴奋不已,打闹说笑不断。我本是头贴枕头就睡过去的人,此刻也睡不着,耳边清晰地传来中国孩子的嬉笑声,愈发难以入睡。冲动之下,我起身去批评了两个男生,这才勉强安静下来。
  这一夜,中国营员大都没有睡好觉。

  二

  登山途中,中国孩子引亢高歌,高谈阔论,日本孩子默默不语,埋头走路;日本孩子似乎有使不完的劲儿,中国孩子却总想休息。

  凌晨4点,登山探险队员们起床了。所有准备工作只有一小时。
  我最关心的是水,马上去排队接水。轮到我接水时才发现,天呐,就是接自来水啊!一种痛苦的感觉涌了上来。虽说日本的自来水已经消毒,可以直接饮用。可我平时喝开水喝惯了,一喝凉水不仅肚子疼,有时还引起腹泻,今天岂不是雪上加霜吗?可眼下,来不及多想了,毕竟是生命之水啊!
  邻队早起床了,小伙子名叫森洋人,约20岁出头,是大学二年级学生,来拉博浪岛当志愿者的。他先让大家编组,两人一小组,两组再结成一大组,一大组发一张黑姬山地图。然后,森洋人带领大家压腿伸腰,把身体活动开。一会儿,又来了一位黑瘦的登山向导。据说,这位总笑眯眯的向导,很有登山经验。他带我们做了一套体操,提醒我们登山步子不要太大,注意保存体力等等。
  5点,队伍出发了。
  离开拉博浪岛之前,每人领到了早餐和午餐,统统背在身上。此刻,森林静悄悄的,小鸟儿在睡觉,其他营员还在梦乡,我们穿过草丛,越过溪流,向黑姬山进发。
  我这才看清,走在队伍前边的日本队员,大都是十二、三岁的孩子。男孩女孩个子不高,都有黑黑的脸庞,表情似乎单纯得只写着四个字:“我要登山”。
  日本人将2053米的黑姬山分为10合目,类似于北京西部名山八大处的处,逐次升高之意。完全不同的是,中国名山的道路一般都修建良好,而黑姬山虽为日本名山,却几乎没有路。我们爬山14小时,未见一处服务点,更没有什么饭店之类,连个续水的地方也没有,这是一座真正原始的野山。
  当我们空着肚子,在密林中穿行两个小时,每个人都累得气喘吁吁,腿如注铅,饥肠响如鼓。途中,已经有一个日本男孩捂着肚子宣布退出登山探险活动。我们咬着牙继续前进,来到唯一的一条山间道路旁,终于迎来了吃早餐的快乐时光。
  这时,领队森洋人举起了报话机,说:“听啊,山下700多名营员正在为咱们加油呢。”果然,海潮般的加油声一阵阵响起:“干巴雷!”“干巴雷!”(日语:加油之意)我们也激动地狂吼起来:“加油!”“加油!"
  忽然,一辆乳白色的轿车开来了,跳下来的司机是拉博浪岛的大统领伊濑知光郎先生。他是拉博国际交流中心神奈川总局总局长,也是营地的最高负责人。他和蔼地问:“你们谁坚持不了啦?请上车,这是最后一个退出的机会。”他仰头指指山上,说:“这儿才是第三合目,三合目以上再也没路了,什么车也上不去。” 
  面对诱惑,日本队员毫不在意,照样吃饭喝水。中国队员彼此对视了一下,也无人甘心退出。我问女儿:“还行吗?”她小声回答:“忍吧!” 
  于是,大统领的车载着唯一退出的日本男孩走了。我瞧见,那男孩子低着脑袋,神色黯然。
  上山的路越来越艰难了。由于洪水冲出许多深坑,队员们只好一会儿爬上去一会儿跳下来,而且每行进一步几乎要四肢着地,手必须抓住前方的树枝或裸露的树根。此刻,每个人都大汗淋漓,呼吸短促。
  日本队员虽然大都比中国队员年龄小,却像有使不完的劲儿,一步步扎实有力的向前走,而中国队员却步履沉重,总想休息,我也累得渴望多在地上坐一会儿。日本向导意识到中国队员的困难,特意让日本队员停下来,而让中国队员走在最前面。
  “老爸,我真走不动了!”听到女儿的哀叹我回过头来,只见她一脸苦相。我说:“这儿已经没有退路了,谁也帮不了你。忍耐吧,人生没有退路。咬咬牙吧!”
  为了让女儿完全放弃对父亲的依赖,我故意退后,让她与她的同学们一起走。让我惊讶的是,许多中国队员情绪高昂,不仅说笑不止,还字正腔圆地一路放歌,给女儿不少激励。不过,日本孩子懂得保存体力,没一人唱歌,全都悄悄走路。
  其实,我也感到走不动了,头昏昏的,胸闷闷的,脚软软的。在一个陡坡的拐弯处,我一脚踩空,扑倒在一棵大树旁。幸亏我双手抓紧了树根,倒在地下颤悠了好一阵子,才勉强爬了起来,否则滚下山去不堪设想。崎岖的山路上,随时有人摔倒,可谓此起彼伏。我不由得琢磨起来,如此危险的登山探险活动,日本人怎么敢于组织呢?而且,连专职老师也没有,只有两个志愿者带队。在中国,这是不可思议的。
  当我们累得筋疲力尽之时,纷纷猜测已经到达七、八合目,可一问才刚刚第五合目,大家沮丧之极。在山沟里休息的时候,中国队员大口喝水,一杯接一杯。我也连喝三杯,肚子也不难受,可偶尔发现日本学生都小口喝水,一下子反应过来了。我提醒中国学生:“咱们刚走了四分之一的路,饮水要控制!”中国学生一下子清醒了,马上摇晃和倾听自己的水壶,可惜,水已经不多了。
  大约中午12点,我们终于登上了2053米高的黑姬山顶峰。令人难以想像的是,如此有名的山,顶峰连一座建筑也没有,只在岩石边上放了一块一米见方的石碑,上面刻着“黑姬山”三个字和它的高度。
  我们在顶峰休息包括午餐,仅半小时左右。一会儿,云雾袭来,山顶白茫茫一片,什么也看不见了。 
  三

  日本孩子不到目的地决不把水喝光,中国多数孩子半路上早已壶干杯空,口干舌燥地望着人家有滋有味地饮水。

  上山容易下山难。从黑姬山下来的人,对这句俗话感受颇深。
  开始,大家下山一阵轻松。可是,不久便电闪雷鸣,暴雨倾盆而下。队员们纷纷穿上雨衣,在密林中避雨。向导提醒大家:“打雷时,人要蹲下,不打雷时再继续前进。”
  茂密的森林里和野草丛中,滚动着一条彩色的龙。尽管,队伍常常蹚水前进,女儿却兴奋地说:“虽然我这么狼狈,但我很高兴。这样的时刻一辈子可能就这一回啦!”是的,城里的孩子何曾有过狂野的体验?中国学生又唱起流行歌曲。
  然而,歌声很快就消失了,代之以哀愁和惊叹,因为雨中下山不但泥泞难走,还格外光滑,稍不留神就摔跤。所有队员几乎没有不摔跤的。泥一跤、水一跤,弄得每个人的裤子大都湿透了,鞋早在泥水中浸泡过。
  也许,我是探险队中年龄最大的队员(45岁)。虽然,我曾有过每周登一次北京香山鬼见愁的记录,在黑姬山却摔了12跤。冷不丁滑倒,已经算不了什么,站起来继续走就是了。最可怕的一次是,我刚从一米高的岩石上跳下来,脚未站稳,一头扎向山下,只听“咚”的一声响,脑袋结结实实撞在一棵大松树上。天啊,假若大树底部生出枝杈,或撞上另外一块尖石头,岂不呜呼哀哉了吗?而这又是多么可能发生的险情呢?当我捂着疼痛不止的脑袋坚持前进时,又一次想到:这不是一次恐怖夏令营吗?日本人怎么就敢组织呢?
  见我摔得如此惨重,女儿心疼地直叫:“老爸,你小心点呀!”中国高二男生王岳,一个能说能唱能爬山的小伙子,干脆像搀扶老人一样搀扶着我。我在感动的同时也深感悲哀,从这一刻起,我老老实实承认自己开始走向衰老。中国学生一般都摔三、四跤,而日本学生摔得更少一些。
  探险队员们跌跌撞撞,约摸走了一个小时之后,女儿忍不住问日本向导:“咱们怎么回去呀?”她以为会有汽车来接应。日本向导指指双脚,回答:“走回去呀。”女儿失望极了,又问:“还有多长时间回到拉博浪岛?”向导微笑着说:“如果快些走,还有三个多小时。”中国学生你看我我看你,简直傻了一般。三个多小时?怎么忍受得了!此刻,走路早已不靠体力,而是靠意志拼搏。我想,这真是一次超负荷的极限训练,危险因素极多,而一旦发生意外,连紧急抢救都十分困难。
  意外果然发生了。 

  先是一位日本女教师摔伤,并发生了骨折。领队森洋人用报话机向指挥部报告,指挥部决定派人抬担架上山接应,但至少也得几个小时之后到达。女教师只好忍着痛,慢慢地向山下移动。
  后是一位日本男大学生眼睛被毒虫蜇伤,肿得脑袋都变大了。向导为其简单清毒,又取出自备的纱布包扎一下,让他坚持走下山去,再做彻底治疗。 
  但是,一切都未影响队伍的前进。
  翻越最后一座山峰时,从山上可以远远地眺望拉博浪岛那一片绿林了,心中的希望之火燃烧起来。可是,领队森洋人引队伍走上了一条更难走的路。他选择的是馒头状高山的陡坡,虽然齐腰深的野生植物丛中开满鲜花,脚下却陡得让人难以控制身体,队员们纷纷摔跤。森洋人每年登三次山,犹如机器人一样,勇往直前从不摔倒。在他身后,有一群欢天喜地的日本男孩子紧紧相随,一步也不落后。
  休息时,日本队员都在举杯饮水,并说说笑笑,庆贺胜利在望。中国队员口干舌燥,多数人却早已壶干杯空。在黑姬山顶,那位被蜇伤的男大学生,曾支援过中国学生小半桶珍贵的水,也早已分光了。这时,我们见到几个大学生志愿者抬着担架上山来了。可以断定,他们下山时天肯定黑到底了,抬着伤员怎么下这么陡的山坡呢?

  在经历14个小时的苦难煎熬之后——比预定时间延长了几小时,19点整,登山探险队终于返回了大本营——拉博浪岛。仅仅分别了一天,这里却像家一般令人强烈向往。更让人震撼的是,700多名营员列队欢迎我们,就像欢迎凯旋归来的英雄一般。中国学生激动地说:“就冲这一刻的荣耀,今天的苦也值了!”“中国学生胜利了,咱们黑姬山八勇士要合影留念!” 
  在隆重的集会上,大统领伊濑知光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向每一位队员颁发了荣誉证书。全场响起春雷般的掌声。登山探险队员们回到各自的班里,指挥部派专人又来举行欢迎仪式。当问到:“下次登山谁愿报名?”日本孩子纷纷举手,并大声嚷着:“我要登山!” 
  四

  中国孩子胜利了,可这胜利的基础牢固吗?中国的父母普遍反对孩子探险,一旦发生意外伤害,则常常把学校告上法庭;日本的父母则普遍支持孩子探险,发生意外自己负责,对起诉学校的中国现象不可理解。

  下了黑姬山,我的心情是沉重而复杂的。不错,在这次重量级的探险较量中,中国学生虽有缺陷,毕竟与多数日本学生一样是胜利者。他们不仅奇迹般地坚持下来,而且互相帮助、团结一心,让日本人刮目相看。我请求月坛中学的校长表扬他们。王淼、阎晨、孙冉、王岳、罗丹、马月、李嵩,这7个名字都与黑姬山联在一起,值得每个人终身自豪。问题是,当他们回到中国,还有这样锻炼的机会吗?
  请看2000年8月22日《中国教育报·文化周刊》头版头条的长篇文章《呼唤<校园法>》。该文写道:

  学生意外伤害 学校防不胜防

  深圳市罗湖区景贝小学学生龚某,在从三楼到五楼去上音乐课的过程中摔倒,导致脾脏破裂被切除,造成五级伤残。家长要求学校赔偿金额326.5万元。学校虽然把赔偿金额从2万提高到10万,但离家长的最低赔偿要求100万尚差90万。目前,在法院调解无果的情况下,此案官司尚无下文。湖北省武昌市某中学初二女生郭某在冬季长跑中猝死。学生家长要求学校补偿孩子14年的养育费9万元,并补偿安抚费和调房补贴共5万元,实报实销治疗抢救费、殡葬费等。

  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和全国少工委办公室推出的蓝皮书《新发现——当代中国少年儿童报告》介绍:1994年6月24日下午,上海54中初一全体学生在操场上体育课。一位名叫肖某的学生不小心将排球踢出校园围墙,为了将球捡回来,肖某在两名同学的帮助下爬上了围墙,却不料从墙上摔了下来,成了瘫痪。1996年4月,肖母将54中告上法庭,并提出94万元的索赔金额。
  据不完全统计,仅上海市在4年里学生父母将学校教师告上法庭的经济赔偿案件就有200多起,这尚不包括学生父母和学校私下调解解决的。


  《中国教育报》的文章指出:
  面对种种情况,老师们往往无所适从。有许多老师从反面吸取教训,干脆对学生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有相当一部分中小学吸取反面教训,屡出怪招,对学生采取“一动不如一静”的消极对策;尽量不组织学生校外活动;在运动场所卸下吊环、单双杠等容易造成损伤的运动器械;中午学生除回家吃饭的外,在校生只准在教室内静坐自修;放学铃一响,校方立即迫不及待地将学生驱离校园,而未到到校时间,学校绝不准提前进入学校或教室。还有的学校对二楼以上班级学生取消了擦窗、攀高的打扫卫生等项目,学校宁可雇人来代替。校方当然也知道这些做法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据悉,许多教育部门都三令五申:如果不能保证学生的绝对安全,什么野外活动都不许组织。试想,只要组织学生活动,在校内都难以保证绝对安全,谁敢保证在野外的绝对安全呢?再说,学校并非赢利的企业,万一在活动中发生意外伤害(这倒是绝对难免的),怎么有钱支付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赔偿呢?那么,最稳妥的 
  办法就是不组织野外活动,更不去考虑什么探险活动。结果,越不敢组织野外活动,青少年的生存能力越差,教师组织活动的经验越少,一旦去野外越容易出问题,形成了强大而普遍的恶性循环——自我窒息的自杀模式。 
  然而,日本人怎么看待和处理这一难题呢?
  在拉博浪岛的一次中日教师座谈会上,我提出了两个问题:⒈组织中小学生去黑姬山登山探险是有危险的活动,日本的父母是否普遍支持?日本的教师是否普遍敢于组织?⒉一旦发生了意外事故,学生父母会不会追究组织者的责任?意外事故如何处理?
  谁知,我的提问竟让一屋子的日本教师莫名其妙了。沉思了一会儿,来自东京、北海道、名古屋、九州等地的教师们,才开始回答我的问题。她们不认为登黑姬山是危险活动,登山是登上人生旅途的意思,父母普遍支持,教师普遍敢组织。对中国父母常把学校、老师告上法庭的做法,她们感到难以理解。她们说,一旦发生了意外事故,日本人会认为是自己给集体添了麻烦,应当个人负责,严重伤害靠保险解决,一般不会追究组织者责任。
  几天后,我与女儿来到横滨市的原田京昌家里民宿。这是一个较富裕的独生子家庭。
  第二天早餐时,我从电视里看到一条新闻,由于暴雨造成山洪,冲走7个夏令营的孩子,其中一个已经死亡。我马上问女主人原田知美子,说:“发生这样的事,谁来承担责任?”不料,这位大学毕业的日本母亲疑惑地看着我,耸耸肩回答:“自然灾害呀!”
  中日两国国民对待孩子及教育的态度的差异,或许才是两个民族的真正差异。一个让孩子置于死地而后生,一个让孩子置于蜜罐而后苦,这不是生与死的较量又是什么呢? 
  五

  一个值得全民族反思的问题:教育的核心是学会做人还是传授知识?教育是人的解放还是人的枷锁?

  1992年,我采访在中国举办的中日少年探险夏令营时,曾问一个13岁的北京男孩:“为什么野炊时中国孩子不如日本孩子能干?”北京男孩两个字就一针见血地回答了我:“遗传呗!”他还解释说:“爸爸妈妈为了让我进个好学校,让我住在姥姥家。我姥姥有三不准,刀不准我动,电不准我动,火不准我动。我长到13岁,火柴也很少划,我家炊都不会,哪还会野炊呀?不是我们不想干是不会干,不会干的事怎么比得过人家?”
  的确如此,中国孩子并不弱于日本孩子,北京月坛中学的7名学生已经证明了这一事实。但是,中国的错误教育正在扼杀孩子的生命活力。全中国的父母没在一起开过会,却几乎都会说一句话:“孩子,只要你把学习搞好了,别的什么都不用你管!”这句近乎国民共识的话,道出了中国教育的真正隐患。
  结果如何呢?早在1994年3月,两位全国政协委员在八届二次会议上呼吁:我国青少年学生体质健康状况存在令人担忧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据1991年的调查材料表明,反映耐力素质的千米跑速度不及1985年的情况,“豆芽”体形无明显改善,近视眼发病率高达43%。三次青少年体质抽样调查结果,中国均低于日本同龄组。1993年,北京、辽宁、河南、广东、四川等地高考体检,体质没有障碍的考生仅有15%(2000年高考体检,一些城市的状况依然如此,引起众多媒体惊呼)。
  上述两位全国政协委员提及的1991年调查,即全国学生体质健康监测,是由原国家教委、国家体委、卫生部、国家民委和国家科委共同组织的。调查资料显示,与日本同期(1991年)资料相比,我国7岁至17岁男女学生平均身高分别与日本学生相差2.54、1.53厘米,体重分别相差5.66千克、4.66千克,胸围则分别相差4.16、4.76厘米等等。
  也有人对这一组刺激人的数据不以为然,认为日本国已经城市化,而中国农村人口居多,两国可比性差。这个分析自然应在考虑之内。可是,即使北京与东京两地学生相比,情况又怎样呢?

 

  1986年4月至7月,中日两国科研人员在北京和东京两地,同时对从小学到大学的近万名学生进行身体素质调查。结果依然表明:中国男学生的体重在7岁后,均比日本学生轻0.9——3.8千克;在多数年龄组中,日本学生与中国学生相比,具有肩宽、胸阔、腿粗、胳膊粗的特点。 
  当然,日本的教育并非完美的教育,他们自己早已反思过“教育的荒废”问题(其实,真正的教育在中国很多地方不也处于荒废状态吗?)。可是,日本国民不惧怕风险与代价,给教育一个宽松的环境,放手让孩子磨炼,不值得中国国民深思吗?相比之下,中国教育的环境何等险恶?北京某中学组织初一学生去军事博物馆参观,6位学生父母反对,说自己来不及去接孩子,怕孩子丢了。此次随团赴日,我与师生们住在东京某宾馆住过两天。一位高一的女生抱怨说:“我父母真是的,昨晚来了三次电话,今天早晨还用国际长途电话给我叫早!”再想想2000年高考的媒体爆炒,什么让考生吸氧、住高级宾馆,救护车不许通行,连知了叫也不允许。我们是在真正培养21世纪的人才吗?
  28年的教育实践与研究经历,使我不由得发出深深的感慨:教育是爱的事业,可爱心既能造就未来,也能葬送未来,两种爱心,两种命运。许多父母正在辛辛苦苦地孕育孩子悲剧的命运,正在用自己的奋斗去摧毁自己的目标。错误的教育正加紧制造着21世纪中国的灾难。
  教育的核心不是传授知识,而是学会做人。因此,教育是人的解放,决非是人的枷锁。一个文明的、现代的社会,纵然付出高昂的代价,也要解放孩子,解放孩子必先解放教师,而这一切的关键是法律保障和国民共识。
  黑姬山长长久久地屹立在日本长野,它像一座千年警世钟,留给人的震撼同样久久长长。


 

 
责任编辑: 楮家炜 来源: 中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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